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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兆華:新中國建立以來人民政協性質定位的歷史演進
2019年08月23日 10:18 來源:《理論視野》2019年第7期 作者:朱兆華 字號
關鍵詞:新中國;人民政協;定位;歷史演進

內容摘要:

關鍵詞:新中國;人民政協;定位;歷史演進

作者簡介:

  【提 要】新中國成立70年來,人民政協性質定位的歷史演進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建國初期從“代行人大職權”到“統一戰線組織”的歷史轉型;新時期“人民政協是統一戰線的組織,是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機構,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實現形式”三重維度的新拓展;新時代“協商民主重要渠道和專門協商機構”的新定位。其中“專門協商機構”定位賦予人民政協以更專門的政治職責和作用,使國家層面的協商民主形式不僅在政治理論和總體設計上,而且在實踐上邁出了一大步。

  【關鍵詞】新中國 人民政協 定位 歷史演進

  【作者簡介】安徽省委黨校(安徽行政學院)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教授,安徽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

  【中圖分類號】D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1747(2019)07-0009-06

  【DOI】10.19632/j.cnki.11-3953/a.2019.07.002

  從“新中國”到“新時期”,再到“新時代”,不同歷史時期黨對人民政協性質定位的發展,使人民政協從代行人大職權轉型到黨領導的愛國統一戰線組織,并逐步發展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今天,人民政協已被定位為協商民主重要渠道和專門協商機構的新定位。

  一、新中國新轉型:從“代行人大職權”到“統一戰線組織”

  (一)歷史使命:“代行全國人大職權”

  中國共產黨要領導民主,黨自身必須是民主的。20世紀40年代初,中國共產黨就開始設想如何建立未來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認為應該把民主集中制原則運用到國家的政治生活中,只有這樣的政體形式,才能與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國體內容相適應,政體形式與國體內容的結合才是真正的“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1945年4月,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對未來中國政權組織中的“民主集中制”作了明確的闡釋:“新民主主義的政權組織,應該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大政方針,選舉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說,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1] 根據原來的設想,1948年中共中央發表“五一口號”,提議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目的就是為了和各民主黨派討論商議關于召開實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會事宜,希望盡早成立民選的中央政府。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在討論新中國采取什么樣的政體時,毛澤東明確指出:“我們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資產階級議會制。”[2] 但是,由于人民解放戰爭勝利之快捷超出了預期,中共必須要加快建政的步伐。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首先要在全國范圍內實行普選,而當時還沒有條件一下子在全國范圍內實行普選以建立普選的人民代表大會。為此,10月8日,中共中央將《關于新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文件第一次以書面形式向沈鈞儒、譚平山、章伯鈞等民主黨派領導人征詢意見。這份文件首次提出了新政協的任務,即制定《共同綱領》和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1949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決定:“一九四九年必須召集政治協商會議,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組成中央政府,并通過共同綱領。”[3] 至此,新政協被賦予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完全改變了當初設定的任務。1949年9月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代行的就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同時也標志著制度化的政治協商正式形成。

  (二)明確定位:“統一戰線組織”

  1952年10月,中共中央派出以劉少奇為團長的代表團,參加聯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會。受毛澤東的委托,劉少奇就中國政權建設的有關問題向斯大林征求意見。斯大林建議中國應該立即制定憲法,建立民選的政府。他認為,“你們不制定憲法,不進行選舉,敵人可以用兩種說法向工農群眾進行宣傳反對你們:一是說你們的政府不是人民選舉的;二是說你們國家沒有憲法……你們應該從敵人(中國的和外國的)那里拿掉這些武器,不給他們這些借口。”[4] 斯大林的意見與毛澤東當初的想法不謀而合,于是,中共中央快速作出反應,并于1952年12月發出《關于召開黨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通知》,第一次向全黨提出準備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制定憲法的任務。隨后,毛澤東和周恩來召集了多次黨外民主人士和政協座談會,聽取意見并解釋說明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憲法的有利條件以及必要性和重要性,取得民主黨派人士的理解和支持,足見中共中央對這一問題的高度重視以及對民主黨派和人民政協的尊重。1954年憲法的制定,最大限度地發揚了民主,無論是在形成憲法草案的過程,還是在憲法草案的全民討論中以及在全國人大審議通過草案的討論中,都體現了鮮明的人民性和廣泛的協商性。1954年憲法第一次以國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確認了以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為核心的人民當家作主的制度載體:“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行使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其他國家機關,一律實行民主集中制。”[5] 這樣,1954年憲法從法理上宣告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的結束。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后,中共中央決定,指出人民政協不再代行人民代表大會職權,但還要在國家的民主政治建設中發揮作用。其實,人民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自1949年9月21日召開,9月30日結束,會議只有九天,因而真正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也只有九天,這是因為,人民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所產生的全國委員會和國家政權機關并無直接關系,全國委員會是統一戰線組織,并非國家權力的最高組織。所以人民戰政協作為統一戰線組織的性質定位一直貫穿于其政治活動過程的始終。不過,我們一般把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召開視為人民政協性質和任務轉型的標志。

  回溯歷史,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民主政治從新中國成立一開始就表現出鮮明的中國特色。從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的關系來看,在中國先有協商民主,后有選舉民主,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民主政治邏輯。當時的政協委員并非選舉產生,而是邀集來的,政協委員之間雖有階級立場、政黨背景、界別身份、民族歸屬的差異性,但卻能在協商對話的基礎上形成《共同綱領》這樣的政治共識,充分展現了協商民主的魅力和優勢。回顧歷史,我們還可以看到,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后還要保存人民政協,目的是為了完善人民民主、實現最廣泛的人民民主。應該說,兩種民主形式既各自運行又相互聯系的民主態勢的形成,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了不起的政治杰作。[6] 1954年12月,毛澤東在《關于政協的性質和任務》的講話中指出:“召開人民代表大會以后,有些人認為政協作用不大了,政協是否還需要成了問題。現在證明是需要的。”[7] 與第一屆全國政協的盛況相比,第二屆全國政協的平靜召開,在一部分非中共人士中引起相當大的反應,圍繞政協的性質、地位和作用等問題展開了一場爭論。針對存在的一些模糊認識,毛澤東明確指出,政協的性質不同于國家權力機關,它有別于國家行政機關,不要把政協搞成國家機關,否則民主集中制就講不通了。毛澤東所闡述的觀點成為對政協定位的重要指導原則,同時也說明了,中國共產黨的開國之功以及對全部政權的領導,決定了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民主價值理念、基本原則以及運行機制,必然對人民民主的價值取向、存在形式、運行方式等產生重要的影響。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召開,表明中國共產黨成功地把黨內的民主集中制原則運用于人民民主的國家政權,具有了黨領導國家的意義。

作者簡介

姓名:朱兆華 工作單位:安徽省委黨校(安徽行政學院)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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