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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市場經濟的道德維度
2018年12月19日 10:59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萬俊人 字號
關鍵詞:市場經濟;人性;政治經濟學;經濟倫理;經濟行為

內容摘要:我們對市場經濟之道德維度的探究本,身也就是對人類幸福生活之道德基礎與價值意義的追問。

關鍵詞:市場經濟;人性;政治經濟學;經濟倫理;經濟行為

作者簡介:

  所謂“市場經濟的道德維度”,是指市場經濟本身的道德性及其理解。它至少涉及兩個方面:其基本方面是,作為現代人類經濟生活和行為的基本模式,市場經濟是否有其內在的道德意義和價值尺度?另一個直接相關的方面是,如果我們確認市場經濟的合道德性,那么一個合乎邏輯的推論是,除了有其一般經濟學考量和經濟行為規范之外,市場經濟也必定有其特殊的道德考量和道德規范。問題在于,如何確立和理解這種特殊的道德考量標準和道德規范?前一方面關乎人類現代經濟生活和經濟行為本身的價值理解;后一方面則延伸到了有關人類經濟生活與道德生活的關系理解,以及基于這兩大生活領域的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的關系理解。

  經濟倫理問題是一個“現代性”問題。隨著市場經濟體制在我國的建立和發展,這一問題終于凸顯,以至成為近年來國內學界(尤其是經濟學界和倫理學界)的一個熱點。如果說倫理學界對這一問題的反應基本上還只是停留在一般道德批評或時論的層面,那么經濟學界的有關討論則已然觸及這一問題的根本方面。諸如:“道德力量”在市場經濟生活中是否發揮作用?道德是否構成市場經濟的“成本要素”?經濟學是否或應否“講道德”?又當如何“講道德”?乃至中國經濟學家自身的道德責任問題,等等。從理論上看,經濟學界的前沿探討實際揭示了這樣幾個根本性的問題:(1)市場經濟本身的道德合理性之價值理解;(2)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的知識合法性和道德正當性證明的關系理解;(3)作為一個延伸性的知識問題,經濟學與倫理學的現代知識界限和相互對話(乃至相互支撐)的知識社會學理解。

  作為“現代性”問題的經濟倫理源自所謂“亞當·斯密問題”,它仿佛是現代經濟倫理研究必須由之開始的一道原始方程式,不解開它,就難以厘清經濟與道德這兩個同樣具有人類生活之根本意義的社會價值函數之間的蘊涵關系。

  所謂“亞當·斯密問題”,是指近代西方古典政治經濟學奠基人、18世紀英國最著名的道德哲學家和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兩部代表作《道德情操論》(1759)與《國富論》(1776)之間主題觀點的相互沖突問題,即:在《道德情操論》中,斯密基于人性本善的假設,把源于人的同情的利他主義情操視為人類道德行為的普遍基礎和動機;而在《國富論》中,他卻把人性本惡作為政治經濟學的前提假設,把個人利己主義的利益追求當作人類經濟行為的基本動機。于是,一種人性本善的道德利他主義社會道義論與一種人性本惡的經濟利己主義個人目的論,便矛盾而奇妙地共生于作為思想家的斯密理論之中。

  事實上,只要我們大致了解斯密時代的知識狀況,并仔細解讀斯密的這兩部作品,所謂“斯密問題”本身并不構成真正意義上的問題。它的真正意義在于,如何認識市場經濟的道德維度問題,其所關涉的經濟倫理(道德作為經濟的價值要素和評價標準)與倫理經濟的科學理解及其在當代中國社會生活中的具體解釋問題,我將之簡稱為經濟倫理與倫理經濟之現代概念的知識合法性和現實合理性問題。

  斯密的時代,倫理學與經濟學并不具有相互分離或獨立的知識特性,它們均屬道德哲學的范疇。這意味著經濟學不僅有社會實證科學的知識特性,也有人文價值的規范特性。當1752年就任格拉斯哥大學的道德哲學講座教授時,斯密便從道德哲學這一總科目中,先后開出神學、倫理學、法學、政府學和政治經濟學等課程。在西方古典知識系統的圖式中,政治經濟學還隸屬于人文科學,而后者的共享宗旨是:為人類尋求合乎人性的幸福生活,探明正確的道路或方式。因此,無論是探究人類心靈之善的倫理學,還是探究有效實現人類物質之善的經濟學,抑或探究人類社會制度之善的法學和政府學,都萬變不離其宗。其所變者在探究方式的差異,而其所宗者則始終是人性之善或人類幸福。

  在《道德情操論》中,斯密談論的似乎只是人類諸種道德情操的生成問題,但實際上他所關注的遠不只是道德的知識,更重要的是人類道德知識的本源和實踐基礎。在此,他的出發點是人性善論。在《國富論》中,斯密似乎采取了相反的出發點:人性本惡。然而在他看來,人性本善與人性本惡都是人性的原始事實,最善者也會自保自利,最惡者也不乏同情。正是這種人的天性生成了人類自身兩個偉大的行動目標:“維持個體的生存和種族繁衍”。前者要求個人努力追求自我發展,后者要求每一個體必須兼顧他人福利,保持其行為的“合宜性”。這兩個相互關聯的動機,促成了人類個體目標與整體目標的內在關聯,仿佛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將個體的自利行為導向人類社會的共同善。被視為斯密政治經濟學的重要概念之一的“看不見的手”,最早卻出自其道德哲學代表作《道德情操論》。從人性本善利他和人性本惡利己兩個完全對立的前提假設出發,斯密卻奇妙地推出了相同的結論,成就了兩個相互平行而非相互背離的推理邏輯。這種殊途同歸是如何造成的?在斯密看來,這一結果仍然只能訴諸人性的事實才能獲得解釋。

  在道德生活世界,促使人保持其行為之“合宜性”的根本原因是人類普遍存有的同情心,它使人通過想象、參與、分享和模仿等方式,形成諸如仁慈和正義等基本道德情操,進而通過善行善功來實現美德完善。個人德行圓滿的根本標志是“善功”(merits),即既善且功的結果。行為之善在于其合宜適當,行為之功則在于能夠產生實際功效(物質的或精神榮譽性的)。故有“善功=合宜+功利”的自明公式。這一公式可以看作對“斯密問題”之原始方程式的解。

  斯密的解釋并非毋庸置疑,即使就其理論框架本身論也難以獲得充分正當性的證明。一種情感利他主義的社會道義論觀點如何與一種經濟利己主義的功利目的論觀點達于協調?“道德人”與“經濟人”能否僅僅憑借某種利益尺度而相互貫通并和諧一體?這仍然有待論證。

  然而,“斯密問題”所引發的問題是有意義的。它表明,人類的經濟行為與其道德行為在終極目的的意義上難以截然分開,如同完整的人格難以被截然分裂為所謂“經濟人”、“道德人”、“政治動物”……一樣。因此,所謂經濟學該不該“講道德”的問題,很可能是一個假問題。

  如前所述,“斯密問題”的實質是市場經濟的道德維度問題。這一問題至少包括兩個相互關聯的方面:首先是市場經濟本身的合道德性,即市場經濟的內在價值尺度或道德考量。很難想象,人類會選擇一種“不道德的”經濟生活方式。作為一種先進的經濟模式,市場經濟必定有其更為充分的“道德理由”作為其內在支持,否則其“先進性”就是可疑的。其次是對市場經濟生活的價值評價和道德規范,也就是市場經濟所必需的道德秩序或規范。缺少這一方面的支持,市場經濟的支持系統也將是不完備的。

  迄今為止,國內倫理學和經濟學界有關經濟倫理的討論,都或多或少存在某種偏頗,沒有對市場經濟本身的道德性給予足夠的重視。過于強調兩者間的差別與隔離,只會導致經濟學的技術化甚至機械化,因之喪失許多必要而豐富的人文價值資源。

  從根本處說,市場經濟本身的正當性和合法性是不難證明的。從一種理想的意義上說,市場經濟也是一種較為公平合理的經濟模式。市場經濟的根本目標是效率最大化。為有效達成這一目標,它必須有效地調動和配置全社會的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要保證資源的合理有效利用,就必須建立一套公平合理的市場機制。因此,市場經濟模式一方面要求經濟的自由競爭、各盡其能;另一方面,它又要求這種自由競爭必須是公平合理的。沒有公平,競爭既不能合理持久,也不可能是具有高效生產性的競爭。

  應該清醒地看到,市場經濟本身如同一把雙刃劍,具有其經濟和道德上的兩面性:在經濟上,它既是激活效率的自由之源,可以創造空前豐富的物質財富,也可能造成資源和財富的巨大浪費;既具有原始的市場公正的“天然”性格,也可能因這種天性而導致日益擴大的弱肉強食和貧富差距。我們還必須注意到一個具有人類根本意義的現實問題:市場經濟本身只關注資源配置的最佳有效方式,卻缺少對資源貯存和來源的合理考量,因而在缺乏必要規范和約束的情況下,它自身不但難以確保社會經濟的均衡發展,而且更難以確保人類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合理利用與保護。

  市場經濟的這些缺陷和風險,表明市場經濟本身需要必要的社會規導和限制,包括必要的道德規范。對市場經濟和經濟學的道德審察或倫理批判總是必要的。這是評價和反省社會經濟事實的基本方式之一,其目的不是限制經濟本身,而是限制經濟活動中潛在的缺陷和可能的風險,規范人們的經濟行為和活動,使其成本或費用盡可能經濟合理,從而最終實現真正合理高效的經濟目標。而它的深遠意義則在于,始終保持人類政治、經濟和文化之生活世界的完整和統一,確保人類社會理想與人格理想的完整和統一。這樣,我們對市場經濟之道德維度的探究本,身也就是對人類幸福生活之道德基礎與價值意義的追問。

  (萬俊人,1958年生,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教授。原文發表于《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第2期。中國社會科學網 李秀偉/摘)

作者簡介

姓名:萬俊人 工作單位: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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