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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改革成功經驗的邏輯
2018年12月17日 23:54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蔡昉 字號

內容摘要:中國的改革開放,從很多方面看無疑具有一般意義上的制度變遷性質,同時又具有鮮明的自身特色。中國作為一個經歷過經濟發展諸種類型和階段,依次解決了一系列經濟發展面臨問題的樣板,成為一個關于改革、開放、發展和分享的經驗寶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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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的改革開放,從很多方面看無疑具有一般意義上的制度變遷性質,同時又具有鮮明的自身特色。中國作為一個經歷過經濟發展諸種類型和階段,依次解決了一系列經濟發展面臨問題的樣板,成為一個關于改革、開放、發展和分享的經驗寶庫。因此,從事中國研究的經濟學家,也有責任成為這一成功故事的講述者,將這些經驗升華為理論,對于其他發展中國家將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同時對經濟學的理論創新和話語轉換作出應有的貢獻。

  改革開放的邏輯與過程

  根據一般規律,一個國家實現成功的經濟發展,在體制上需要解決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積累和配置問題,因此就要涉及機制問題、信號問題、效率問題和激勵問題。從一個不能解決上述問題的計劃經濟體制出發,啟動最初的改革需要突破的障礙頗多,要在政治上可行和實踐中可操作,至少需要滿足三個條件。第一,改革給勞動者、微觀單位和社會帶來收益,才能形成發動改革的基本動機。第二,這一改革不與任何其他社會群體的利益直接抵觸,即所謂的帕累托改進。第三,這一改革潛在地發動起一個關鍵的變革齒輪,由此推動邏輯鏈條上其他領域的改革。不過,從事前的角度看,最后這個條件往往是不可知的。

  農業中實現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廢除人民公社的改革,最符合上述改革前提條件。這一改革一舉解決了長期存在的農業勞動和經營激勵問題,并且在農戶獲得剩余索取權的同時,也相應賦予和逐漸擴大了他們對生產要素的配置權和經營活動的自主權。

  概括而言,作為城市經濟改革核心的企業改革,主要沿著三條主線進行。第一,從賦予并不斷擴大國有企業經營自主權開始,逐步構造有活力的經營主體,最終落腳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即公司制改造。第二,重新界定國有企業與國家的關系。第三,允許和鼓勵非國有經濟發展,抓大放小以及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為國有企業提供了競爭壓力和經營動力。

  在農戶和企業的激勵機制逐漸形成的情況下,還需要有正確的市場信號,才能真正確立它們的市場主體地位,以及促進生產要素和資源的合理流動與重新配置。也就是說,符合邏輯的下一步改革任務,必然是通過發展產品和要素市場,矯正扭曲的價格信號。從產品的計劃定價到市場決定價格,從產品和生產資料的計劃分配到市場自由交易,從生產要素的統一配置到通過要素市場的自由流動,所有這些關鍵性的變化都是通過雙軌制形式,即計劃軌道與市場機制的漸進式過渡,以及前者與后者的消長實現的。

  通過上述符合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邏輯的改革歷程,逐步建立起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積累激勵和市場配置機制,并形成了相應的宏觀政策環境。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多方面和全方位的,但是,諸多其他方面的重要改革,都可以看作是圍繞上述基本邏輯,隨著改革進程中新問題不斷暴露出來并得到應對,進而在相關的領域、通過適當的方式加以推動和完成的。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政府職能轉變,或政府與企業和市場關系方面的改革。總體來說,政府逐漸退出對經濟活動的直接參與,轉而承擔通過再分配促進社會發展的職能。不過,中國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對經濟發展的高度關注,在很長時間里體現在地方政府之間推動地方GDP增長從而財政能力增長的競爭。這種政府作用方式對于把改革形成的激勵轉化為增長速度,發揮了積極的作用,與此同時,也造成了政府過度介入直接資源配置、妨礙市場機制作用的負面效果。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簡政放權改革向縱深發展,政府職能越來越多地轉向履行促進教育發展、加強社會保護、維護市場秩序、宏觀經濟調控等公共品供給的責任。

  對外開放與上述經濟改革過程,具有以下四個特點:(1)推進邏輯上的一致性;(2)在時間上是并行不悖的;(3)從效果上看是互為條件和相互促進的;(4)推進方式是相同的,即采取了循序漸進的方式。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在計劃經濟手段下所有的資源動員潛力用盡的背景和條件下啟動的。作為一般性的增長條件,中國的二元經濟發展潛力和人口紅利,以及中國在計劃經濟時期積累起的超出同等收入國家的人力資本稟賦,都只是在改革開放時期才開始得到釋放,成為經濟增長的源泉。

  正是中國經濟具備了這種潛力,在改革開放的條件下兌現人口紅利,可以形成較高的潛在增長率,進而實現較高的實際增長率。如果不是囿于某種經濟理論教條,就不應該無視中國40年所經歷的改革開放促進發展及分享的過程,也沒有道理否認這一實踐是完全符合經濟學邏輯的。

  發展新階段與未竟的改革任務

  回顧改革開放和發展歷程,把成功的經驗甚至不盡成功的教訓抽象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和轉型理論,不僅是理論創新的需要,對于判斷當前發展階段,認識改革面臨新任務的性質也十分必要。多數經濟學家承認,中國經濟在過去40年的歷程中,主要進行著兩個重要的轉變——在體制模式上,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在增長類型或發展階段上,從二元經濟發展向新古典增長轉變。在現實中,與這兩個過程貫穿在一起的,同時還發生著一個快速的人口轉變,即從高生育率階段到低生育率階段的轉變,并持續穩定在后一階段,帶來諸多新的變化。

  改革開放帶來的高速經濟增長,可以被看作是一個改革不斷為生產要素積累和有效配置創造恰當體制環境,從而兌現人口紅利的過程。迄今為止,激勵機制、企業治理結構、價格形成機制、資源配置模式、對外開放體制和宏觀政策環境的改革,都是順應一定經濟發展階段的特殊制度需求而提出并得到推動的。審視當前和展望未來,改革的重點、難點、推進方式甚至取向,也應該隨著發展階段的變化而調整。一方面,隨著中國進入從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國家邁進的階段,經濟增長方式需要轉向生產率驅動;另一方面,越是臨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臻于成熟、定型的階段,改革的難度將會越大。

  從中國的現實來看,進一步改革面臨著若干難點。首先,在改革不可避免對利益格局進行深度調整的情況下,會遭遇到既得利益群體的抵制和干擾。其次,在形成優勝劣汰的創造性破壞競爭環境過程中,部分勞動者和經營者會陷入實際困境。最后,改革的成本承擔主體與改革收益的獲得主體并非完全對應,從而產生激勵不相容的問題。面對這些難點,應該利用改革紅利,使改革盡可能具有卡爾多改進的性質,包括對建立新體制需要的財政支出責任進行重新劃分,以及對受損當事人的必要補償,特別是對勞動者進行社會政策托底。這既需要堅定推進改革的政治決心,也需要發揮妥善處理矛盾的政治智慧。

  很多研究表明,改革與不改革會形成截然不同的中國經濟增長前景。例如,切列穆吉姆等人的研究,把1978—2012年期間和1966—1975年期間的經濟增長表現,分別作為改革或不改革的參照情形,對2050年中國經濟增長做出模擬,表明兩者之間的巨大差別。而且,總體來說,改革與增長不是一種非此即彼或此消彼長的替代關系(trade-off),改革具有促進經濟增長的明顯效果。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和邏輯表明,改革紅利終究會體現在促進經濟增長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上面。例如,蔡昉和陸旸探討了戶籍制度、國有企業、生育政策、教育和培訓體制等領域改革可能帶來的諸如提高勞動參與率、全要素生產率、降低企業成本、提高生育率、改善人力資本等效果,發現這些效果預期顯著提高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改革的頂層設計,一個題中應有之義就是做出相應的制度安排,在當事人之間合理分擔現實的改革成本,以及分享預期的改革紅利。正如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必須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著力加快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著力構建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不斷增強我國經濟創新力和競爭力。”沿著報告指引的方向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就一定能夠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原文發表于《中國社會科學》2018年第1期,梁華 摘)

作者簡介

姓名:蔡昉 工作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孫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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