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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派視角下的明代詩學論爭
2019年08月26日 10:22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郭皓政 字號

內容摘要:流派論爭是明代文學史上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在詩學領域,論爭尤其激烈。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感慨道:“一部明代文學史殆全是文人分門立戶標榜攻擊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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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派論爭是明代文學史上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在詩學領域,論爭尤其激烈。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感慨道:“一部明代文學史殆全是文人分門立戶標榜攻擊的歷史。”陳衍《石遺室詩話》指出:“自來文人好標榜,詩人為多,明之詩人尤其多。以詩也者,易能難精,而門徑多歧,又不能別黑白而定一尊,于是不求其實,惟務其名,樹職志,立門戶,是丹非素、入主出奴矣。”這段話亦見于錢基博《明代文學》,字句略有出入,但大體意思相同。

  所謂文人好“標榜”,主要指文人并稱。陳衍舉例如下:明太祖時,吳則有“北郭十子”,越則有“會稽二肅”,粵則有“南園五子”,閩則有“十子”;景帝時有“景泰十才子”;孝宗時有“前七子”,又有所謂“十才子”;世宗時有“嘉靖八才子”,有“后七子”“后五子”“廣五子”“續五子”“末五子”,有“南園后五先生”;神宗時,有“嘉定四先生”,又有“公安派”“竟陵派”等。

  嚴格說來,文人并稱現象,不能一概視為流派。如唐代“李、杜”并稱,但李白與杜甫詩風截然不同,顯然不能視為同一流派。風格是衡量文學流派的重要標準。文人并稱也罷,文學社團也罷,若沒有統一、鮮明的風格,流派就難成立。

  陳衍所舉的明太祖時的幾個文學社團,能否算是流派,也許尚存異議。但若將它們視為地域詩學流派的代表,則是可以成立的。胡應麟《詩藪續編》云:“國初吳詩派昉高季迪,越詩派昉劉伯溫,閩詩派昉林子羽,嶺南詩派昉于孫蕡仲衍,江右詩派昉于劉崧子高。”胡氏此說影響甚廣,后人對明初詩壇的梳理,大都沿襲此說,但其說也有可議之處。

  首先,我們應認識到,此說包含著胡應麟本人的流派論爭策略,是其盟主意識的體現。胡氏將吳詩派排在首位,越詩派緊隨其后,固然是因為高啟、劉基的詩歌創作成就比較突出,但其中還有更深層次的用意。吳中詩學之盛,在明代首屈一指。王世貞早年背離吳中詩學傳統,追隨李攀龍,倡導復古。名成之后,王世貞與李攀龍漸起嫌隙,對吳中詩學則津津樂道。所以,胡氏推尊吳中詩學傳統,迎合了王世貞晚年的詩學主張,隱含有推尊王世貞之意。后來,錢謙益在《列朝詩集小傳》中痛詆胡應麟,但對其明初“詩分五派”之說卻并無異議,且對王世貞多所回護,也與錢謙益是吳人有關。胡應麟是越人,王世貞曾許胡應麟“狎主齊盟”,胡氏本人對此也極為自信。胡氏《詩藪》注重對越中詩學傳統的深入闡發,目的就是給自己的“詩壇盟主”身份背書。其實,若論對明詩之影響,閩派、嶺南詩派、江右詩派均不在越派之下,但在胡氏筆下,其余各派也只能屈居越派之后了。

  其次,明初“五派”能否涵蓋當時詩壇全貌,這也是一個有待辨析的問題。中國幅員廣闊,各地區呈現出不同的地域文化風格,在文學方面都有自己的“小傳統”。不但吳、越、閩、嶺南、江右等詩派有自己的風格,齊、魯、燕、趙、關、陜、川、滇等也各有詩學傳統和地域風格。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可能被后人忽略了,即:明初“五派”均為南方詩派。確實,明代前期,南北文化發展水平存在一定差異。南方詩學氛圍濃厚,而北方文風較為質樸。南方文化與主流詩學關系密切,北方文人則在科場、政壇和文壇上都受到一定壓制,但明初北方詩壇未必就是一片空白。至明代中期,前七子崛起,大力倡導以漢魏古詩和盛唐詩為典范的復古詩學,從地域文化的角度看,正是北方詩學對南方詩學的一次有力反撥。

  地域詩學流派之間的競爭,貫串了整個明代詩史,但大多數時間內,都只是暗流涌動,并不怎么引人注目。真正激烈的明代詩學論爭,要從前七子開始算起。《四庫全書總目》為李夢陽《空同集》所作提要,稱其為“風會轉變之由,與門戶紛競之始”。

  前七子的核心人物大都是北方人,只有徐禎卿一人來自吳中地區。徐禎卿力洗吳習,方得到李夢陽認可。前七子大力倡導復古運動,標舉漢魏古詩和盛唐詩,意在以時代風格取代地域風格,打破明前期詩壇固有的沉悶格局,將《詩經》和漢魏以降的北方詩學傳統重新發揚光大。

  前七子的文學主張極為鮮明,后人簡單地將其概括為“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如果不深入考察前七子復古運動興起的復雜背景,僅就上述口號本身而言,無疑是偏激的,極易引起論爭。

  事實也正是如此。與前七子同時或者稍后的不少詩人,已經意識到復古運動的偏激,紛紛標舉六朝體、初唐體、中唐體、晚唐體、宋詩風等,以糾“假盛唐”“瞎盛唐”之流弊。但盛唐畢竟處于中國詩史的頂峰,學習盛唐,有其不可動搖的合理性和煽動力。所以,嘉靖年間,詩壇又有后七子崛起,揚前七子之余波,其聲勢不亞于前七子。

  與前七子相比,后七子的地域色彩不那么鮮明。后七子以南人為主,只有李攀龍、謝榛是北方人。王世貞考取進士后,沒有加入以吳中詩人為主的刑部“白云樓社”,反而積極向李攀龍、謝榛、李先芳等山東人組成的詩社靠攏。不久之后,李先芳離京,謝榛也遭到擯斥,李攀龍出守順德,王世貞遂成為詩社的靈魂人物。后七子中,不少成員都是經王世貞介紹加入詩社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后五子”“廣五子”“續五子”“末五子”“四十子”等名目,均由王世貞所定。從流派建設的角度看,王世貞的作用更勝于李攀龍。王世貞羽翼豐滿后,與李攀龍漸起爭名之意,兩人詩學思想之間的裂痕迅速擴大。王世貞后期有意無意地流露出抬高吳中詩學傳統之意,就是與李攀龍抗衡的一種手段。通過在北方詩學傳統與吳中詩學傳統之間游走,王世貞成功奠定了自己文壇盟主的地位。

  明代的詩學論爭,在晚明時期達到高潮。明末文人范景文《葛震甫詩敘》云:“余嘗笑文人多事,壇坫相高,其意莫不欲盡易昔人所為,獨雄千古。不知矯枉有過,指摘適滋。往者代生數人,相繼以起,其議如波。如吳下之正用修,近代之翻王李,后必非先,沿為故事。今則各在戶庭,同時并角,其議如訟。擬古造新,入途非一。尊吳右楚,我法堅持。彼此紛囂,莫辨誰是。”從前七子到公安派,明代詩學論爭大體以波浪式形態縱向演進,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晚明詩學論爭,則是各種詩學主張同時并存,莫衷一是。復古派、性靈派余波未息,各種地域詩學流派紛然雜興,不同文學思潮相互激蕩,共同成就了晚明詩學的大合唱。晚明與清初詩壇聯系緊密,不宜截然割斷。目前,學界對晚明詩學論爭的研究尚有待深入。

  對明代詩學流派論爭,清人大都持批判態度,視其為標榜之習、門戶之見。清代郭起元《明詩派說》云:“大率聲名盛而實學衰,標榜多而性靈少。詩道之降而日下也,非派別階之厲歟!”但若將流派論爭一概視為門戶之見、沽名釣譽,也不免失之片面、武斷。大凡一個文學流派的興盛,其理論必有可取之處,其倡導者也往往有鼓動人心、左右風氣的力量。后人在研究文學流派時,應時刻保持警惕,形成理論自覺,不要輕易地被研究對象所左右。

 

   (作者系海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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