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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人閱讀方法的演進
2019年08月22日 14:45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靳彤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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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古代文人的著作之中,關于閱讀方法的討論由來已久。“好讀書,不求甚解”語出陶淵明的《五柳先生傳》,后人均視此句為陶淵明關于讀書方法的主張,也多引用此句來解釋泛讀。“不求甚解”的讀書方法與《漢書》稱揚雄讀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魏略》稱諸葛亮讀書“觀其大略”一脈相承。宋人陸九淵也有類似觀點,“大抵讀書訓詁既通之后,但平心讀之,不必強加揣量”,“或未有通曉處,姑缺之無害”(《象山集·與邵中孚》)。“讀書不必窮索,平易讀之,識其可識者,久將自明,勿恥不知”(《象山集·象山語錄》)。不在一字一句的解釋上過分深究的“泛讀”方法,已成為我國傳統的文學閱讀方法之一。

  與陸九淵同時代的朱熹對此卻多有質疑,他認為“泛觀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朱子讀書法》)。“熟讀精思”是朱熹六條讀書方法中影響最為廣泛的,在他的著述中以不同的表述多次表達這個意思。他認為,“今人讀書,務廣而不求精,是以刻苦者迫切而無從容之樂,平易者泛濫而無精約之功”。他強調讀書方法在“熟讀精思”,即“大抵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朱子語類》)。“熟讀”要能做到“熟讀成誦”,這是“精思”的前提;“精思”應到“文字里面猛滾一番”,在文字不通的地方下死功夫,做到從無疑到有疑再到無疑,直至融會貫通。這便是“精讀”。

  宋以前,我國傳統的閱讀方法大多散存于歷代文人的各類著述當中,宋人張洪從朱熹文集及當時流傳的朱子語錄中將其有關讀書的言論整理成集,即《朱子讀書法》,這是目前公認的我國最早的專門論述閱讀方法的著作。此后元、明、清這類著述屢見不鮮,如元代程端禮的《讀書分年日程》,明代胡承諾的《讀書說》、陳繼儒的《讀書十六觀》、明代重刊的《宋先賢讀書法》(作者不詳),清代唐彪的《讀書作文譜》、魏際瑞的《讀書法》、周永年的《先正讀書訣》等。當時對“治學”“讀書”“閱讀”并沒有作專門的區分,因而很多論“讀書法”的著述,實際上是論“治學法”,亦多是在論及“治學之法”時兼及“閱讀之法”。在《朱子讀書法》的原序中,編者對朱熹著述中的讀書法“撮其樞要,厘為六條,曰循序漸進,曰熟讀精思,曰虛心涵泳,曰切己體察,曰著緊用力,曰居敬持志”(《朱子讀書法》)。需要指出的是,從嚴格意義上的“閱讀方法”的角度看,這些讀書方法,有些應歸于閱讀態度或習慣,如第五條“著緊用力”、第六條“居敬持志”。盡管朱熹強調“熟讀精思”,對“泛觀博取”持有異議,但從一部《朱子讀書法》我們可以看到,我國古代先賢們已經總結出很成熟的“精讀”和“泛讀”的閱讀方法,不僅有具體的操作方法,也有深入的學理思考。《朱子讀書法》云:“有前賢之所已言者,亦有前賢之所未及,而出于文公之獨見者。”宋以后有關讀書法的著作提到的具體閱讀方法,大多是對宋代已經成型的“精讀”與“泛讀”方法的傳承。與朱子讀書法一樣,一方面是作者(或言者)對前人思想的提煉,一方面是自己治學心得的總結。

  站在今天回望,不論是“泛觀博取”還是“熟讀精思”,都是我國閱讀史的重要思想遺產和方法遺產。中國古代文人的閱讀范圍,重心在讀《詩》《書》等經典、諸子及史籍,由于其內容深湛,當然需要仔細揣摩。但對于浩如煙海的集部著作,泛觀才能博取,也是應有之義。近代以來,隨著紙質媒介的普及,閱讀的內容大大擴展了。我國近現代有不少專門論及讀書法的著作,這些著作雖然也多是談論如何治學或如何閱讀整本書,但其中也有不少著作明確提出了具體的閱讀方法。比如:陳莘《讀書法》(中華書局1931年版)提出了精讀、粗讀、熟讀。文經緯《讀書方法》(世界書局1934年版)提出了朗讀、粗讀。徐應昶和趙源景的《讀書法》(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提出了精讀、略讀、做讀書筆記。

  晚清至1949年期間關于閱讀方法的著述,較有代表性的是馬雪瑞的《讀書法》。該書1947年由中華書局出版,書中的“讀書”是指狹義的閱讀書籍,不再是泛指“治學”,作者所說的“讀書方法”即“閱讀方法”,包括短篇文章的閱讀,也包括整本書籍的閱讀。作者認為讀書的方法(即閱讀方法)有“精讀”和“閱讀”兩種,這兩種方法是對我國古代“熟讀精思”和“泛觀博取”兩種方法的繼承發揚,但作者沒有像朱熹一樣將兩種方法對立起來,而認為“精讀和閱讀,是讀書方法的兩個方式,須雙方兼顧,不能偏廢的”。“精讀著重認識文字,在這個認識文字的范圍中,包含正確的讀音,確切的解釋,字的寫法、源流和它代表的種種觀念”,“閱讀但求明白大意和作法罷了。”可見,這里的“閱讀”實際上就是前文所說的“泛讀”,其目的在于求“博”。值得注意的是,馬雪瑞提出,不同長短的閱讀材料應當采用不同的閱讀方法,這是值得肯定也是值得我們借鑒的;但他認為“精讀”適用于短篇文章,“閱讀”(即泛讀)適用于長篇文章,這樣的結論顯然過于絕對化。

  在這部著作中,馬雪瑞還專門針對“精讀”提出了“朗讀”和“默讀”的閱讀方法,并對其各自的優劣做了仔細分析:“朗讀是有聲的讀。默讀是無聲的看……朗讀在能率上有四種價值:(1)發音時可以使意義愈易明了。(2)可以養成有規則的眼動。(3)可以測驗理解的程度。(4)可以校正字音的聲調,同時更可避免外感的侵襲。默讀在能率上也有四種價值:(1)能夠增加閱讀的速率。(2)能夠有高的理解程度。(3)能夠得到很清楚的材料組織。(4)便于記憶。”

  在我國近現代閱讀史上,閱讀材料的最大變化就是時效性強、信息量大的報刊雜志的出現。1815年英國傳教士威廉·米憐在馬六甲創辦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是公認的世界上第一種中文近代報刊。在中國本土,1853年香港出版《遐邇貫珍》被認為是鴉片戰爭后中國境內出版的第一種中文期刊。此后報刊業在國內日漸興旺發達,一些有影響的報刊不但成為維新、革命的重要輿論陣地,也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重要讀物,如晚清的《萬國公報》《申報》,民國時期的《新青年》《晨報》《新潮》,及后來的《中國青年》等。這些報刊不僅影響著中國社會發展的方向,也影響著人們的日常生活方式,包括閱讀方式。從宋代的朱熹到現代的馬雪瑞,閱讀材料的變化導致了閱讀方法的變化。相對“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報刊雜志最大的特點就是時效性強,同時信息量大。報刊雜志的大量涌現,必然導致人們閱讀方法的變化。“瀏覽”“速讀”的閱讀方法在近代被提出來,是閱讀材料發生變化的必然。今天,除了傳統的紙質媒介外,各種電子閱讀媒介花樣迭出,且不斷更新,閱讀媒介的變革前所未有,閱讀方法也需跟進。

 (作者:靳彤,系四川師范大學教授) 

作者簡介

姓名:靳彤 工作單位:四川師范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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