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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曉虹:群氓動力學 ——社會心理學的另類敘事
2019年08月26日 08:51 來源:《社會學研究》(京)2018年第6期 作者:周曉虹 字號
關鍵詞:法國大革命/催眠與暗示/群氓動力學/集群行為研究

內容摘要:

關鍵詞:法國大革命/催眠與暗示/群氓動力學/集群行為研究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有史以來,人們一直對嘯聚而成的混亂而宏大的群氓場面及其常常表現出的沖動、無理性和暴力傾向深感震驚。如何了解和把握群氓的本質并予以有效的駕馭,自柏拉圖直至馬基雅維里,都是人類文明史討論中的一個凸顯話題。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一方面重創了法國乃至整個歐洲的封建制度,另一方面也造就了長達百年的血腥、混亂和暴力。有關大革命及其意義的爭論,孕育了勒龐、塔德和弗洛伊德等人有關群氓及其動力機制的討論,并成為社會心理學中有關人類行為的另類敘事。尤其是勒龐及其“群氓精神一統率”,既影響到后世有關群氓與領袖以及權力關系的討論,也締造了美國社會學中集群行為研究的傳統,并在今天的全球化時代促使人們審視由網絡暴力帶來的新的驚恐。

  關 鍵 詞:法國大革命/催眠與暗示/群氓動力學/集群行為研究

  作者簡介:周曉虹,南京大學社會學院。

  任何學科都有自己的創世英雄,也有自己處理問題的獨門絕技。盡管有關科學的社會心理學的表述都會追溯到1908年英國人麥獨孤(William McDougall)和美國人羅斯(Edward Alsworth Ross)的兩本《社會心理學》,①再或追溯到1919-1924年間弗洛德·奧爾波特(Floyd Henry Allport)的一系列有關“社會促進”的經典性實驗,但這門學科最讓人津津樂道的卻是法國大革命后圍繞革命的主角——“民眾”——及其性質發生的探討,而在學科史上最負盛名的估計也是出自法國人古斯塔夫·勒龐(Gustave Le Bon)之手的那本《群氓心理學》(1895)。從某種意義上說,由法國大革命催生的群氓動力學(crowd dynamics)或群眾心理學,以及由此演變而來的現代社會學中的集群行為(collective behavior)研究,成為現代社會心理學一百多年歷史上最精彩的另類敘事。

  一、“群氓”:概念厘定及“史前”討論

  述及這一主題問題,首先面臨的任務自然是對“群氓”“群眾”或“大眾”這些社會學中最常見的概念進行辨析。在這里,作為核心概念的是法文的“Foule”或英文的“Crowd”,如前述勒龐的《群氓心理學》的法文書名寫作Psychologie des Foules,英文譯本的標題為The Crowd: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已有的幾十種中文譯本大多由英文轉譯,因此其中常見的標題是《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而在具體的敘述中,Crowd常常被譯為“群眾”。其實從法文來看,《群氓心理學》一樣是精準的譯名,甚至更符合勒龐一系列心理學著作的原題之意。②不錯,無論是法文的Foule,還是英文的Crowd,這兩個詞翻譯成中文都是“群眾”“人群”或“大眾”。按理說,在漢語中,“群眾”最早的用法——無論是“群眾不能移也”(《荀子·勸學》),還是“宰制萬物,馭使群眾”(《史記·禮書》)——都不過是指人群或一群人,與Foule或Crowd存在比較吻合的對譯關系。但在當代,一般人都知道“群眾”的基本含義有三:一指“人民大眾”,與“階級敵人”對應;二指沒有加入黨團組織的人(甚至無黨派領導在填寫“政治面貌”時也寫作“群眾”);三指不擔任領導職務的人(如果是黨員,稱作“黨員群眾”,與“非黨群眾”相對應)(參見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2002:1054)。而且,1949年以后甚至更早,“群眾”無論是否在“組織”內,無論是否擔任領導職務,都處在包括“單位”在內的嚴整的社會體制之中,和勒龐的原意“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而一時聚集”的一群人(crowd)(勒龐,2018:序1)確實還不是一回事。因此,將Foule或Crowd直接譯成“群眾”不僅存在“政治不正確”的可能,在學術上也有錯訛的危險。與此相似,譯成“群體”同樣也掩飾了這聚集而成的一群人的臨時和易變特征。這也是大多數中譯者將其譯為“烏合之眾”或“群氓”的原因所在。③

  雖然作為法國早期社會學的主要遺產或作為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知識主流之一”(莫斯科維奇,2003:83)的群氓心理學(crowd psychology)形成于19世紀下半葉,但人類對群氓或群眾現象的關注卻已有數千年的歷史。在中國,戰國后期的大儒荀子認為,人能成群乃立世之本,所謂“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荀子·王制》);進一步來說,若要使群聚而生的人能夠避免“窮者患也,爭者禍也”的痼疾,“則莫若明分使群矣”(《荀子·富國》),即通過建立社會等級和實現社會分工,達致群居合一。顯然,在“性惡論”者荀子看來,未受“禮義”之教化的“群眾”,即所謂“庸眾而野”(《荀子·修身》),是社會之患禍。

  同荀子相比,稍早時期的西哲柏拉圖對群氓或群眾的論述更為制度化,但一樣充滿恐懼之心,甚至干脆將被統治者一律斥之為群氓(crowd)和暴民(mob)。在柏拉圖看來,公元前594年梭倫通過設立400人會議和陪審法庭奠定了民主制的基礎,但在此后近二百年之時卻發生了古代希臘最大的一起冤案——蘇格拉底之死(公元前399年),這是對民主制最大的嘲諷。在蘇格拉底慷慨赴死之前,每天去獄中探望老師的柏拉圖深信,愚昧、非理性的雅典民眾(demos)尤其是年輕人,就是將蘇格拉底殺死的那杯毒酒。他們受智者派的蠱惑,“或聚集到一起開會,或出席法庭聽取審判,或到劇場看戲,或到兵營過軍事生活,或參加其他任何公共活動,他們就利用這些場合大呼小叫……鬧聲回聲互助聲勢,變得加倍響亮”(柏拉圖,1986:243)。

  由于古代希臘羅馬實行城邦制度,無處不在的廟宇、市政廳、劇場、集市、廣場這些現代意義上的公共領域為群氓演變成暴民提供了空間條件,也使大多學者像柏拉圖一樣,不能不視群氓為洪水猛獸。惟一的例外是撰寫《羅馬史》的李維(Titus Livius),他認為民眾發展成群氓或暴民是貴族壓迫的結果,所以民眾使用暴力“是使自由政府信守共和原理的必要條件”(麥克萊蘭,2014:63)。盡管此后的歷史學家塔西佗(Tacitus)將李維翻過的案又翻了回來(他堅持認為雖則羅馬帝國的民眾常常是國家大事的看客,他們還是極有可能成為制造“劇場恐怖”的烏合之眾),在一千多年后意大利政治學家馬基雅維里(Niccolò Machiavelli)的著作中還是顯露出了李維思想的草蛇灰線。

  馬基雅維里留下了諸多著作,其中尤以《君主論》(The Price)和《論李維羅馬史》(Discourses First Ten Books of Titus Livius)彪炳青史。不過,盡管這兩本著作的寫作時間只差六年,但無論是目的還是立場都迥然不同:如果說前者完全是獻給神圣羅馬帝國支持的美第奇家族的阿諛之作,通篇充滿了維護君主制度的政治權術主義或稱“馬基雅維里主義”;那么后者欲圖選擇的獻書對象則“不是君主之輩,而是具備君主才德的出類拔萃之士”(馬基雅維里,2013:vii),并且被公認為是古典共和主義的終結者和宣揚以“人的主體性”為宗旨的現代性的開創者。盡管像李維一樣,馬基雅維里對民眾充滿信心,但嚴格說來他絕不是一個民粹主義者。他既不把信任交給不受限制的君主,也不把希望交給不受約束的民眾,他同意李維的說法,認為純粹的“烏合之眾一無是處”(馬基雅維里,2013:129)。在《君主論》中,馬基雅維里將所有統治形式一分為二,即共和制與君主制。但他的理想既不是君主制,也不是雅典式的民主,而是以古羅馬為楷模的共和制。民主在他看來只是共和的要素之一,而絕非共和的全部。這是因為任何長治久安的政體都必須在民眾、貴族和君主之間達成某種平衡,而只有共和才是維持這種平衡的利器。為此,君主應該“深深地認識人民的性質”(馬基雅維里,1986:2),只有那些“有君主魅力的人(才)能將烏合之眾變成有組織的民眾,又能將民眾變成自己的人民”(麥克萊蘭,2014:96)。

  馬基雅維里是使“政治的理論觀念擺脫了道德”從而申明“獨立地研究政治的主張”的第一人(馬克思、恩格斯,1960:368),也是“真正從理論層次上研究群氓的第一人”(麥克萊蘭,2014:100)。而最為重要的是,通過對馬基雅維里思想的反復咀嚼,后來的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提出了政府管制下的民眾自由的近代理論。借助孟德斯鳩對秩序的強調和《論法的精神》中提出的“三權分立”思想,美國的建國之父和撰寫《聯邦黨人文集》的作者們恰如其分地解決了聯邦和共和政體的問題,并通過對強有力的政府所推行的“廣泛而有序的政治權利”的重申,有效制約了民眾或群氓的反叛,美國也由此得以躲避法國因大革命造成的長達一個世紀的全民狂暴帶來的劫難。

作者簡介

姓名:周曉虹 工作單位:南京大學社會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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