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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的自我保存與社會學的現代道德人格屬性:《自殺論》中的雙重結構
2019年08月23日 09:14 來源:《社會》(滬)2018年第6期 作者:孫飛宇 字號
關鍵詞:社會學/自殺/自我保存/現代道德人格

內容摘要:

關鍵詞:社會學/自殺/自我保存/現代道德人格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根據涂爾干關于自殺的定義,自殺必然意味著有意識地選擇死亡。死亡只有一種對立面,即不死,二者之間沒有中間項。所以,當涂爾干在《自殺論》中討論自殺的時候,同時必然是在隱秘地討論自殺的對立面,即自我保存。在《自殺論》的中譯本中,這一隱秘線索的許多證據都被清除,導致書中“自我保存”這一線索在中文學界沒有受到重視。本文嘗試通過文本分析的方法來理解涂爾干的這一線索。他將不同類型的自殺視為不同道德的極端表達,在具體分析中常常采用一體兩面的視角去討論行動者在何種道德狀態下才可能實現“自我保存”。本文試圖通過比較說明,涂爾干對這三種自殺類型的界定,以及通過這一界定所呼吁的道德狀態,與他對社會學的界定有內在實質的關聯。在這個意義上,對于涂爾干來說,社會學本身即是某種現代道德人格的表達,而這種道德人格對于現代性個體與社會學這門學科來說,都具有自我保存的效力。

  關 鍵 詞:社會學/自殺/自我保存/現代道德人格  

  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

  ——《哈姆萊特》(第三幕第一場)

  在《社會行動的結構》一書中,帕森斯(2003:385)指出,涂爾干①思想中的秩序,指的“不僅是事件中的一致性,而且意味著以理想的行為和關系的規范來對人類行動進行控制”,他進一步解釋說,這一秩序,對于涂爾干式的行動者來說,不僅是“事實上的秩序”,也是“規范的秩序”,曾經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這是涂爾干的核心議題。他通過這一理解,勾連起涂爾干思想中的社會類型(social type)與道德規范之間的關系,并認為,這一社會類型相對性學說的出現,是“在社會科學發展史上”涂爾干“最重要的積極貢獻之一”(帕森斯,2003:413)。

  對于許多學者來說,帕森斯的這種理解確實是進入涂爾干思想研究的重要線索。學界關于涂爾干的研究尤其如此。在關于《缺席與斷裂》的書評里,李猛(2001:135)更進一步明確認為,涂爾干所代表的是一種早期社會學的基本精神氣質,簡單說來,這種精神氣質就是“某種濃厚的拯救的味道”。從孔德到涂爾干,我們可以說,社會學的整體風格呈現了“某種布道和護教的色彩”(李猛,2001:135)。李猛的感受雖然比帕森斯更進一層,卻仍然有意猶未盡之感。在此之后,許多學者都曾著力討論過作為道德科學家的涂爾干(Durkheim,1980:137-138)在這方面的理論取向與努力(孫帥,2008;陳濤,2013,2014),甚至成為在過去五年間中國社會理論中涂爾干研究的主要色彩。而具體到《自殺論》這一經典文本,趙立瑋(2014)也已對其所揭示的“現代人的生存境況”進行了深入研究。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本文試圖從對于《自殺論》的文本細讀出發,在深入理解三種類型的自殺的基礎上,進一步討論涂爾干在這個維度上對于社會學的理解。

  涂爾干所理解的社會學是通過科學的方法來實現道德關懷,是一門通過發現科學規范并由此導向社會行動的學科。社會學的實質關懷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與其方法論息息相關。涂爾干認為,要實現此種期待,就要實現社會學的第一個要求,即確立自身的研究對象(社會事實),通過理性,運用分類的方式加以理解,發現規范。這一工作與社會學自身的成敗與否有密切關系。這種科學知識的典型成果就是涂爾干在《自殺論》中對于三種自殺的具體分析。在本書中,這一分析所著力刻畫的其實是三種不同類型的道德氣質。誠如他所說,“每一種自殺都是某一種美德的夸張形式或變形”(迪爾凱姆,1996:253)。從這一立場出發,《自殺論》若要與個人的生活產生關系,為個人在世間行動的倫理道德選擇提供支持,這一關系與支持就必然是在自殺的另外一面,即自我保存。

  一、切入《自殺論》的另一個角度:自我保存

  在《自殺論》這部著作的法語和英語的版本中,我們可以找到關于“自我保存”的明確文本線索。本書在中文學界最為通行的版本當屬1996年商務印書館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系列中的譯本。不過,該譯本往往將原文中的“自我保存”概念代之以許多其他的說法,導致這部作品在自我保存方面的許多依據都無跡可尋。在其原始文本中,涂爾干在討論自殺的時候,經常會反過來將自殺率說成是“自我保存的概率”②(coefficient of preservation,coefficient de preservation),即討論在何種情況下一個(現代性)個體更容易實現自我保存。此類線索在中譯本中的消失,使我們不太容易將本書理解為霍布斯意義上的自我保存問題的社會學版本。然而,在涂爾干的思想中,這一點堪稱是貫穿其前期思想的核心,③也是理解《自殺論》和其社會學方法論的關鍵。不過,要理解這一表述,我們需要從涂爾干本人的思想發展過程入手。

  1894-1895年,也就是《社會學方法的準則》一書發表的年份,涂爾干同時還做了關于霍布斯的《論公民》(De Cive)一書的課程演講(Marsalek,2012)。在這一演講中,涂爾干(Durkheim,2011)認為霍布斯的貢獻在于引入了科學的方法來研究政治與道德,同時批評霍布斯從個體出發的角度無法理解人類社會。④涂爾干對于霍布斯從“個體出發”的理解,當然就是眾所周知的在《利維坦》中對于個體的界定,即“自然狀態”這一此后歐洲思想史中社會與政治理論的基本出發點。在《利維坦》中,霍布斯從欲望的角度解釋人從“平等”(equality)的狀態到“不同”(difference)的狀態,并從這種“不同”的狀態講到了“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狀態(Hobbes,1991:86-90)。在這種所有人皆為所有人之敵人的戰爭狀態里,用盡一切方法自我保存成為首要的原則,即自然律。

  對于涂爾干來說,這一出發點無法幫助我們理解人類社會,因為人類社會是一種超越個體的社會事實。不過,我們并不能如此簡單理解涂爾干與霍布斯之間的關系。一方面,涂爾干認可霍布斯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雖然他不認可霍布斯的出發點,他的表述卻幾乎翻版了其所描述的“戰爭狀態”。在《利維坦》中,霍布斯(Hobbes,1991:90)說:

  關于這一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還會產生這種結果:即沒有什么公平正義。關于正確與錯誤、正義與不正義的概念都完全不存在。沒有共同的權力,也就沒有法律:沒有法律,也就沒有不正義。暴力和欺詐是戰爭中的兩種主要的美德。

  在《社會分工論》的第二版序言中,涂爾干對于現代工商業社會中“失范”(anomie)狀態的描述,幾乎與上述霍布斯對于戰爭狀態的講述完全一致。只不過,涂爾干并非從理論層面進行討論,而是將其落實在對于社會事實的描述上。這當然就是《自殺論》的基本背景,即他所面對的社會危機和問題等社會背景。對于法國的知識分子,尤其是對于涂爾干來說,在1789年到19世紀末之間,法國一直都經歷與現代社會相關的深刻危機,而“自殺”這一時代主題堪稱所有這些危機的集中體現。也就是說,如果如前所述,將現代社會理解為一種“戰爭狀態”,那么,涂爾干的解讀就與霍布斯不同:他將其中的個體理解成為一種易于自殺的狀態。這意味著涂爾干挑戰了霍布斯對于現代人的基本假定。從他對自殺的定義來看,自殺反而成為現代人的內在需求。這一理解并非僅僅為涂爾干所獨有,也是當時其他許多知識分子的理解。以本雅明為例,他在《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一書中,以極其濃重的色彩描述了當時以“自殺”這一社會現象集中反映的社會危機。這種危機首先是發達的工業文明帶來的異化的現代生存狀態(本雅明,1989:105)。在這種危機狀態之中,本雅明將自殺視為現代主義的主題和現代人的一種“英雄舉動”。這不僅僅意味著自殺表達了現代人的激情,對于本雅明來說,自殺甚至成為現代人的需要,以及現代生活特有的激情形式和內在需要。他說:

  人需要工作,這當然是對的,但他同樣還有另外的需要,其中之一就是自殺,這既是他本人的內在需要,又是塑造的社會的內在需要,這比他的自我保護的內在引導還要強大。

  (本雅明,1989:105)

  涂爾干也是如此。他在《自殺論》中對自殺的定義,有明確將自殺理解成為現代人的內在需求的意味。只不過,這一內在需求要從社會事實的角度來理解。他說,他所關心的是“歐洲社會正在經歷的普遍意義上的當代社會失調”,這一失調就是通過自殺這種形式表現出來的歐洲人所“遭受的集體性情感/疾病”(Durkheim,1979:37)。而其典型表現就是“德雷福斯事件”。

  對于涂爾干來說,“德雷福斯事件”是19世紀末法國整體危機的具體呈現。我們知道,發生在《自殺論》的醞釀與寫作階段的這一事件對于同樣作為猶太人的涂爾干有強烈的影響。在對德雷福斯的辯護中,涂爾干認為,關于這一事件的爭論實際上已大大超出了事件本身的意義,進而顯示出更深的基于原則問題的分裂。在這個意義上,涂爾干認為,“德雷福斯事件”不是一件單純的反猶事件,而是一個“社會隱疾狀態的后果和膚淺的表征”。涂爾干說:

  當社會遭受苦難,它就會感到有必要找到某個可以為其疾病負責的人,某個它能夠為其不幸而復仇的人……這些就是作為贖罪的受害者的賤民。可以印證我這一解讀的,就是在1894年對于德雷福斯的審判的歡呼雀躍。人民對于本應該是公共哀悼的一件事情,當作勝利來慶祝。他們終于知道他們生活中的經濟衰退和道德淪喪應該歸咎于誰了。問題來自于猶太人。這一審判已經被官方認可了。(Fenton,1984:119)

  從這一反諷式的表達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涂爾干對于當時人心偏離狀況的悲哀和質疑。他認為,“德雷福斯事件”不是一個單獨或者偶然的事件,而是一個普遍化的道德問題的呈現。與這一態度相關的,是涂爾干強烈反對當時為錯判辯護的一個觀點:德雷福斯的個人命運應該服從于國家的利益和“面子”。在涂爾干看來,個體及其權利是神圣的。在一篇回復對他“個人主義與知識分子”的批評的文章中,涂爾干明確指出,被正確理解的個體主義的價值乃是發達社會中道德的基礎。涂爾干明確區分了個體主義與自我主義(egoism)。因其本意,對于個體主義的辯護,也成為對個體權利和個人自由的辯護。從“德雷福斯事件”出發,涂爾干認為,他所處的時代亟須解決的問題不是猶太人的個案,而是當時整個時代人心失序的問題。這是自殺作為聚光鏡所折射出來的最大的時代問題,“德雷福斯事件”不過是其表象而已。

  面對這一歷史情境,涂爾干希望通過一門道德科學來同時面對思想史傳統所留下來的神圣性的問題和治療社會的任務。在上帝遠去之后,神圣性可以由社會來承擔。在關于德雷福斯的思考中,猶太人僅僅是猶太人而已,個體性甚至被貶低為肉體需要,也就是“本能偏好”,只有這樣,社會才具有神圣性。涂爾干在這一視角下討論自殺問題,意味深長,因為這一“本能偏好”的最重要表現就是“自我保存”概念。涂爾干在將自殺理解成一種現代人的內在需求的同時,并未否認自我保存同樣是根本性的需求。在《道德教育》中,他說:

  一般而言,這種自私動機的原型,就是我們非常不恰當地稱之為保存本能(the instinct of preservation)的東西,也就是每一種生物都要保持存活的傾向……例如,一個自殺的人跳進了水里,會用盡全力自救……事實上,他與生命的關系比他自己所知的更為緊密,無論生活多么悲慘。我并不是說痛苦永遠無法超越這一驅動力。但是,既然它非常強烈,既然對生命的愛有深厚的根基,那么一個人必須要承受大量的苦難,才會去終止生命。(Durkheim,1961:211-212)

  有趣的地方就在于此。與這種本能偏好共存的是自殺的“社會性”需求。根據涂爾干對于自殺的定義,自殺必然意味著有意識地選擇死亡。死亡只有一種對立面——不死。在涂爾干的界定里,二者之間沒有中間項。所以,當涂爾干在《自殺論》中討論自殺的時候,同時必然是在隱秘地討論自殺的對立面,即自我保存。根據涂爾干對自殺這個概念的界定,其直接對立面當然就是自我保存。從這一點出發,我們可以將本書理解為一種雙重結構。自殺是一個一體兩面的概念:一面是死亡,在摧毀了肉體的同時,也威脅到個體所承載的社會性,可以看作對道德秩序的破壞,然而,在現代社會,它詭異地成為現代人的內在需要;另一面是生存,不過涂爾干是要討論,應對著上述“內在需要”,這一本能偏好在何種意義上才不會被摧毀。也就是說,尤其是在“失范”的社會中,人在何種意義上才能生存?

  在這部著作中,涂爾干主要通過經驗事實界定了自己的自殺的概念。這些經驗事實的共同特點在于,執行自殺的行動者深知自己要死亡,而且采取有意志的行動將其完成。這是一個表面上看起來與理性完全相悖的結論。如果我們承認自我保存是理解一個現代人必備的基本元素,那么就必須要承認,這一對于自我保存原則的違背,是有深刻理論意義的。因為涂爾干的界定打破了這一被視為理解現代人之“基本起點”的簡單/自明的原則的界定,使得我們需要重新理解霍布斯的自然狀態。涂爾干通過自殺強調,我們只有在自我保存的界限之外,才有可能真正認識這一原則。所以,涂爾干(Durkheim,1979:45)才認為,這一定義是幫助我們在作為整體的道德生活中來理解自殺。因為自殺是通過一系列的中間項,與道德生活的其他方面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正是從這一角度出發,我們才能理解涂爾干的提問:人在何種意義上才能生存?所以這本書的一個基本邏輯是,從自成一類的自殺這種事實出發來討論其背后的社會原因,或者說,一個社會在道德上的集體傾向(collective tendency)。⑤

作者簡介

姓名:孫飛宇 工作單位: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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