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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組織研究新方向:社會學與歷史學融合
2019年08月21日 13:23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丁惠平 字號
關鍵詞:理論體系;社會組織;跨界融合

內容摘要:米爾斯在《社會學的想象力》一書中設想了社會學想象力所應具有的三大維度——社會結構的維度、歷史的維度以及個人歷程的維度。其中,歷史的維度要求我們“關注特定社會在人類歷史中的位置,變遷的動力,對于整體人性發展的意義,歷史時期的由來和影響,形塑歷史的特定方式為何”。

關鍵詞:理論體系;社會組織;跨界融合

作者簡介:

  米爾斯在《社會學的想象力》一書中設想了社會學想象力所應具有的三大維度——社會結構的維度、歷史的維度以及個人歷程的維度。其中,歷史的維度要求我們“關注特定社會在人類歷史中的位置,變遷的動力,對于整體人性發展的意義,歷史時期的由來和影響,形塑歷史的特定方式為何”。但一直以來,在社會學中,除了社會結構的維度之外,歷史的維度和個人歷程的維度都被有意或無意地忽視了。如此操作的結局就是,我們既無視歷史也忽略個人,仿佛這個世界只存在著冷冰冰、干巴巴的結構。由此導致的后果是,這種既不了解自身社會的歷史變遷也不觀照個體生命體驗的研究方式,無法建構出既基礎又深刻且鮮活的本土化社會學理論體系。

  歷史視角開拓認知社會組織新思路

  具體到社會組織研究領域,這里同樣存在著去歷史化的傾向。回顧社會學界近二三十年來的社會組織研究可發現,學者多以新中國成立為分水嶺,著重關注當代中國社會組織的理論與實踐,基于時代及社會變遷的視角開展全面而深入的分析,但對傳統中國社會組織形態的研究卻付之闕如——他們未能將之納入社會學的研究視角并給予解讀和解釋。這是一個不為人所關注的學術盲區,不能不說是個缺憾。這種斬斷歷史的研究策略,一方面是受制于史料而難以將研究視線拉長;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在研究力量尚不充分時更為專注地聚焦于緊迫的時代問題,從而對現時代的社會發育與國家發展做出更為直接的研判。

  由此導致的直接后果,首先是使人誤以為社會組織至多只是近現代才出現的組織形態(歷史學家們已經證明了這一判斷的謬誤),其次是忽視甚至否認了當代社會組織可能具有的歷史性意涵,僅以西方國家的實踐經驗和理論模式馬首是瞻,放棄了對社會組織本土起源的探尋。但隨著社會科學各個學科近年來的普遍發展和研究力量的持續增強,對于社會組織歷史資料的挖掘積累日益豐沛。在此方面,歷史學家貢獻良多。他們基于不同的研究旨趣從檔案、報刊、文集、地方志等浩瀚文字中尋找傳統中國諸種社會組織形態存在和演化的線索,匯集了古往今來大量民間組織的一手材料,并沿著各自的問題意識和研究目標展開討論分析。此外,人類學者所開展的田野調查研究也為我們提供了許多奇妙有趣的社會組織軼事。無疑,這些豐富的史料匯集和個案呈現為社會學對傳統社會組織的介入和研究提供了可能。

  進言之,引入歷史視角或許有助于我們開拓認知社會組織的新思路,從而使我們跳出既有理論模式(尤其是西方經典理論)的思維限制,不必在早已劃定的問題意識域中兜轉徘徊。正所謂“非歷史無創新”,現在也許是時候將目光投向社會組織自身的歷史了。

  將歷史維度真正引入社會組織研究

  對于如何將歷史的維度真正引入社會組織研究則還需費一番周折,而非簡單地將社會學之研究方法應用于相關歷史資料。筆者認為,從以下幾點予以著力或許可能真正貫徹之。

  首先,從理論意識層面而言,我們需要樹立和增強社會學研究中的歷史意識,這“不僅是為認清社會的演變是路徑依賴的,而且也是為揭橥歷史演變存在的另外的可能性”。所謂社會的演變是路徑依賴的,也即是說任何社會都不可能完全斬斷它自身的歷史。歷史的慣性必定深度蘊含于其每一步的演變之中,并在此基礎上生產出更新的歷史。在此意義上,社會學所從事的乃是一種研究“作為歷史的現在”的工作。而作為社會之一部分的社會組織必然也遵循此種路徑依賴的規律。因此,當前在我們談論與社會組織有關的論題時需要秉持一種歷史意識而非斷裂地將之視作特定時代的結構性產物,如此方能多角度、全方位地把握社會組織的來龍去脈,使此領域能夠超越“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當下主義的氛圍”,從而取得實質性的研究進展。

  其次,從具體研究策略上看,以機制分析為研究取向或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國內目前關于社會組織的研究已經在宏大敘事理論層面形成了一些具有共識性的主張,但這種具有規劃性和方向性的研判在落實到中觀和微觀層面時,卻面臨著“難以洞穿實踐中的諸多現實挑戰和困境”的尷尬和瓶頸。而要破解這種困境,則需要我們突破宏大概念體系的包圍,以機制分析為中心厘清社會組織背后更為復雜的生成機理。所謂機制分析是指“通過系統的思路或過程的思路來考察一個現象或一件事情的來龍去脈,看看它究竟通過一種什么樣的邏輯轉化到另一種邏輯那里去,或從哪個點出發逐步過渡到其他的方向上去”。而以機制分析為中心的研究取向需要我們梳理和提煉與研究對象密切相關的具體社會情境條件(其中必然涵括了時間的因素),挖掘其中存在的復雜動態關聯邏輯。這些具體的情境條件包括特定歷史階段的思想意識條件、客觀物質條件、能動機會條件以及組織基礎條件等。只有通過挖掘它們之間的內在邏輯機理,我們才可能建構出一套有關社會組織的中觀層面的理論。

  最后,從理論愿景來看,回到歷史或將歷史的維度帶進社會組織研究,既可以拓展研究視野,以“博古而通今”的策略轉換跳出“以西觀我”的理論窠臼,從而有可能建構一套基于中國史實和現實的本土化社會組織理論體系;也可以增進自我理解,洞悉未來局勢,以源自歷史的智識指導當下的實踐行動。同時也將有助于我們跳出西方經驗事實和理論框架的桎梏,以社會組織本身的演變為“主角”,而非理所當然地將之置于西方式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套路下以一種反向求證的思路來審視它。唯其如此,我們或許才能充分貼近中國社會組織的原初面目,把握其深層構成的原則,從而理解當代中國社會組織的來龍去脈及結構性處境,并對它的未來之路有所籌劃。當下,社會力量的組織化發展雖然已經處于歷史最高水平,但與其潛力相比仍有相當的差距。造成這種差距的原因固然可以從國家對社會的管控和限制上予以解讀和解釋,但必須明了的是此種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形成與結構化卻并非當今時代的發明創造,乃是由于社會組織所內嵌的世界圖景、機會結構、可獲資源以及組織韌性的歷史慣性所致,具有邏輯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因此,在放眼西方國家的社會發展與民主化進程推進的“盛況”時,我們所應做的不是臨淵羨魚,亦步亦趨,而是退回到中國社會的大傳統之中尋找推進社會組織發展的內在動力及可行路徑,因勢利導,使之沿著健康良性的軌道持續發展。

  社會學和歷史學的跨界融合:一次必要的研究轉向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社會學學者開始呼吁將歷史的維度和取向帶入社會學研究,他們或從學理的角度或引具體研究,以不同的方式詮釋歷史本身之于中國社會學本土化理論體系構建的重要意義。而在此之前的學科分工中,社會學學者總是傾向于認為,社會學應著眼于當下社會發展中的具體問題和現實問題提供理論解答和對策建議——這也是1979年社會學恢復重建之時的學科承諾,而鉆進故紙堆“尋寶”則應是歷史學的分內工作。

  現在看來,這種學科層面的“地盤劃分”已經成為一種刻板且落伍的思維定式。正如有學者所言,“歷史學是關于過去的社會學,社會學則是關于現在的歷史學”,而當我們回到歷史,尋覓和探訪古老的經驗故事時,我們必定會獲得來自于歷史的經驗啟示。

  由是觀之,社會學和歷史學的跨界融合不僅僅是一種新的學術風尚,更是一次必要的研究轉向。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支持型社會組織與政府互動機制研究”(14CSH075)、江蘇省社會科學院自組學科“政治與社會關系互動研究”、江蘇省社會科學院培育學科“組織社會學”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江海學刊雜志社)

作者簡介

姓名:丁惠平 工作單位: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江海學刊雜志社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禹瑞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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