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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碧波:新時代中國邊疆治理的邏輯體系研究
2019年08月26日 09:41 來源:《寧夏社會科學》2018年第4期 作者:朱碧波 字號
關鍵詞:新時代;邊疆;邊疆治理;邏輯體系

內容摘要:

關鍵詞:新時代;邊疆;邊疆治理;邏輯體系

作者簡介:

  【摘要】邊疆治理的邏輯體系是一個囊括邏輯起點、目標導向、價值底蘊、治理格局、實踐內容的復雜系統。它從總體上涉及邊疆治理“從何處出發”、“將去向何處”、“持何種原則”、“由誰來治理”、“又如何治理”等諸多根本性問題。新時代邊疆治理的邏輯起點是時代變遷中的邊疆多重風險。新時代邊疆治理,以美好生活建構為目標導向,秉持復合正義的價值底蘊,依托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持續不斷地譜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邊疆篇章。在新時代邊疆治理實踐中,我國圍繞邊疆地區的定位,聚焦邊疆治理的開發開放,沿著中華民族共同體、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線,致力維護祖國統一、促進民族團結,改善民生、凝聚人心,形成具有中國特色和邊疆特點的實踐內容體系。

  【關鍵詞】 新時代; 邊疆; 邊疆治理; 邏輯體系

  【作者簡介】朱碧波,云南師范大學歷史與行政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

  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啟動,我國邊疆地區逐漸成為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的地理交匯點。邊疆地區不僅是國家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攻堅之地,而且還是國家對外開放的戰略支點和輻射前臺。面對邊疆戰略地位的凸顯,我國邊疆治理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論斷、新提法和新舉措,在客觀上形成學理自洽和思想深邃的邏輯體系。我國邊疆治理邏輯體系是一個囊括邏輯起點、目標導向、價值底蘊、治理格局和實踐內容的復雜系統。它從總體上涉及邊疆治理“從何處出發”“又去向何處”“持何種原則”“由誰來治理”“又如何治理”等諸多根本性問題。有鑒于此,本文將以新時代黨和國家召開的相關邊疆會議精神及邊疆治理實踐為分析藍本,鉤沉中國邊疆治理的邏輯體系,以期彰顯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邊疆治理思想的內在理路,裨益邊疆治理實踐績效的優化。

  一、邊疆風險:新時代邊疆治理的邏輯起點

  問題是時代的聲音,也是理論探討的原點。我國邊疆治理的理論探討和邏輯演進本質上都是緣于邊疆及邊疆問題的客觀存在。從地理區位來看,邊疆是國家疆域邊緣的特殊地帶,處于政治格局的遠端、經濟增長極的外圍、文化傳導的邊緣和交通體系的末梢。邊疆在國家發展格局中容易陷入邊緣化困境。從民族分布來看,邊疆是多元民族插花式分布和互嵌式居住之地。各民族原生的文化異質和后天的利益分化容易誘發民族結構性張力。從地緣環境來看,邊疆是我國疆域與周邊國家的毗鄰之地,是地緣政治博弈、中西文化對沖和全球性風險跨境流動的首當其沖之地。邊疆與生俱來的地緣民族特征使其潛藏著一些深層次的風險。這些風險大體包括:

  其一,邊疆發展的困境。我國是一個疆域遼闊同時也是區域發展極不平衡的國家。王朝國家時期,由于邊疆地理位置、傳統文化和經濟形態等方面的影響,邊疆區域與核心區域形成非均衡發展的二元結構。及至當代,國家擇取“優先發展東部地區再進行西部大開發”的梯度發展戰略,再加上市場經濟的虹吸效應與馬太效應,邊疆地區與核心地區非均衡發展的境況更進一步凸顯。步入新世紀以來,國家雖然展開梯度非均衡發展戰略向全面均衡發展戰略的切換,但邊疆地區與核心地區的發展差距卻并非一日之功可以彌合。值得一提的是,當前邊疆地區與核心地區的發展差距,并不僅僅只是經濟發展體量的差距,而是更為重要的人類發展指數差距。人類發展指數是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創制的測度和評估人類發展水平的核心指標。人類發展指數主要用來衡量一個國家在健康長壽的生活、知識獲取和體面的生活水平方面達到的成就。如果借用人類發展指數來測算,2014年中國人類發展指數乃是0.754,歷史性地由“中等人類發展指數國家”進入“高人類發展指數國家”。不過,我國次區域人類發展指數的差距卻十分明顯。核心地區尤其是北京的人類發展指數已經攀升至0.869,達到極高人類發展指數標準,而邊疆地區特別是新疆地區才0.600,僅與不丹相近。這種人類發展指數上的差距,不僅蘊藏著區域之間的結構性緊張,而且還使得邊疆地區的共享發展面臨著諸多阻滯。

  其二,邊疆穩定的難題。邊疆穩定是邊疆治理歷久彌新的經典議題。邊疆穩定并不僅僅是關涉邊疆秩序建構的區域性問題,而是關涉整個國家主權獨立和疆域完整的戰略性問題。我國向來十分關注邊疆地區的穩定,并提出通過邊疆發展來促進邊疆穩定。不過,雖然邊疆發展在終極意義上具有促進和建構邊疆穩定的效能,但邊疆現代化的發展過程卻伴生著傳統社會的去魅和既有利益格局的解構,不可避免地產生轉型的危機和發展的陣痛。從個體層面上講,改革開放釋放了整個社會被剛性壓制的經濟理性,邊疆民眾對美好生活的需求日趨多元和急切,但其自我發展能力卻并未得到同步提升。這就使得邊疆民眾期望值高漲與發展手段貧瘠之間出現一定的反差。部分邊疆民眾在急遽改變自我生存境遇的驅動下,產生一些突破法治底線和道德邊界的社會越軌行為。從社會層面上講,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轉型是對傳統社會結構的碎裂與重構,難免導致社會分層、區域分化,以及精英群體與邊緣群體的生產與再生產。由于邊疆地區尚未建構均等化的公共服務體系、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以及制度化的社會安全閥機制,邊疆社會轉型中的利益分化與重組難免導致社會群體利益結構的緊張。從心理層面上講,社會轉型常常伴生著個體心理秩序的重構。現代社會轉型通常意味著傳統道德價值秩序的解構和現代道德價值秩序的完構。但在新舊道德價值秩序的切換期,整個社會容易滋生心態失衡和情緒焦慮等負面心理體驗。在邊疆地區,這種負面心理體驗更是容易與民眾的民族情感和宗教心理交織雜糅,從而產生民族發展憂懼、民族認同內卷化和他者認同阻滯等問題。

  其三,邊疆安全的問題。邊疆是國家疆域邊緣的特殊地帶,也是國家疆域與周邊國家的界別之地或毗鄰之地。邊疆獨特的地緣政治地位使其天然地荷載著拱衛國家安全的職能,同時又潛藏著諸多非傳統安全風險。在政治層面上,邊疆安全風險主要體現為邊疆各民族的“人心政治”問題,即邊疆各民族的國家認同、中華民族認同、中華文化認同、中國共產黨認同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認同。我國邊疆地區向來是各種政治思潮眾語喧嘩和碰撞會沖之地。外來政治思潮和本土政治亞文化競相搶占邊疆民眾的思想高地,在某種程度上造成邊疆民眾認同問題的困擾和迷失。在社會層面上,我國邊境線漫長,毗鄰國家眾多,邊疆地區多受全球風險流動和跨境犯罪之困。這些問題包括走私販毒、拐賣婦女兒童、非法跨境流動、疫病跨境傳播、“三股勢力”、難民問題等。在生態層面,邊疆地區是國家生態過渡區和植被交錯區,處于農牧、林牧、農林等復合交錯帶,既是國家生態安全屏障,又是典型的生態脆弱區。長期以來,邊疆資源導向型開發模式極大地挑戰邊疆生態脆弱的資源秉賦,導致一些邊疆地區出現生態安全風險和生態文明下行的壓力。

作者簡介

姓名:朱碧波 工作單位:云南師范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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