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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學語境中的張載詩
2019年08月19日 10:24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王利民 江梅玲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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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時期,與濂學、洛學鼎足而立的是關學。隨著南方經濟發展超過北方,“絲綢之路”被阻斷,對外交通由陸路轉向海路,北宋時期的關中不再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關中地域文化也由此呈現出更具穩定性的、篤實樸健的農耕文化特色。關學學者的精神氣質多剛毅厚樸、淳和安詳,有博大勁直之氣象,而無婉媚委曲之容態,學風以古樸無華、切實謹嚴、不尚空玄、精思力踐著稱。

  在濂學、洛學、關學的創始人中,僅有張載在詩中大量講說理學的深沉義理,其詩的語言風格重乎氣質,理勝其詞。以主流詩評家的眼光來看,張載詩歌充溢著過多的觀念、道德和理致。而這種種觀念、道德和理致可以和他的生活及其著述互相參證。張載氣質剛毅,德盛貌嚴,有迫切之氣,而無寬舒之氣,有苦心力索之功,而無從容涵泳之味。張載詩歌表現出的情感特質是深沉,知識特質是深邃,審美特質是深致。張載的詩不像邵雍的詩那樣有一種獨特的幽默感,其詩歌的嚴肅性、深刻性是其剛毅盛嚴人格的反映。如其《樂處》即有嚴重森肅之氣:“樂處加功勉處行,事無甘苦必心亨。衣容有文章在,低首時人莫怨爭。”該詩主張學習應當自勉,不畏艱苦。張載《橫渠易說·系辭上》說:“學不能自信而明者,患在不自勉爾。當守道不回,如川之流,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無復回卻,則自信自明,自得之也。”張載認為即便圣如大舜、孔子,在學習上也是“煞吃辛苦”。

  對張載而言,詩歌創作并非體道之余的吟風弄月,而是求道過程中體認與確證心性義理的一種方式。張載《克己復禮》云:“克己工夫未肯加,吝驕封閉縮如蝸。試于中夜深思省,剖破藩籬即大家。”張載喜歡夜間用功,呂大臨《橫渠先生行狀》記載張氏的讀書生活說:“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張載寫作《正蒙》時,中夜有得,起來寫錄好,才能入睡,不然心里不安,始終放不下,有時夜里甚至會默坐徹曉。

  張載詠物詩能寓義理教化于生活觀察之中,體現出格物致知的工夫。其《芭蕉》詩借芭蕉說明人心生生之理無窮:“芭蕉心盡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隨。愿學新心養新德,旋隨新葉起新知。”芭蕉之心展開新枝,比喻人之為學已有新益。“新卷新心暗已隨”,形容人心之義理無窮,方其得新益之時,又有新益存于其間。詩人愿學芭蕉所卷之新心以養自我德性所存之新益,于是隨芭蕉所生新葉以起學問之新知。細玩此四句,前兩句是狀物,后兩句是體物。新心養新德是尊德性工夫,新葉起新知是道問學工夫。觀物性之生生不窮,可以明義理之源源無盡。

  在理學家看來,人的氣質有剛柔、緩速、清濁之別,剛強太甚則易致蹉跎。張載《貝母》詩以貝母之柔自我警醒:“貝母階前蔓百尋,雙桐盤繞葉森森。剛強顧我蹉跎甚,時欲低柔警寸心。”這首詩體現出觀物見理的特點。《芭蕉》是為學的譬喻,《貝母》是“體物體身”的認知,以上兩詩的構思呈現為從形象美感和生活實感向哲學理性的過渡,審美的重點在于知識的體驗,體現出關學援理求真的品格,流溢出學必為圣、精思力索的哲人氣質。

  張載認為,禮能滋養人德性,使人集義以養浩然之氣。因此,他非常注重禮治,也以禮教學者,使學者有所據守。其平生用心,欲率當世之人,復三代之禮。其《圣心》說:“圣心難用淺心求,圣學須專禮法修。千五百年無孔子,盡因變通老優游。”因為詩人心念整肅,所以話說得鏗鏘有力。呂本中《童蒙訓》所記張載殘句“若要居仁宅,先須入禮門”,表達出“盡仁”、守禮的關學思想。此種詩歌屬于造道之言,已經是理學學問的組成部分。

  張載《經學理窟》諸篇于禮樂、詩書、井田、學校、宗法、喪祭,討論精確。其《有喪》一詩也涉及“喪紀”之禮:“有喪不勉道終非,少為親嫌老為衰。舉世只知隆孝妣,功緦不見我心悲。”當時喪祭無法可依,喪禮只重視守孝三年的父母之喪,而期功之喪不服衰衣麻绖。張載家婚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呂大臨《橫渠先生行狀》曰:“先生繼遭期功之喪,始治喪服,輕重如禮;家祭始行四時之薦,曲盡誠潔。聞者始或疑笑,終乃信而從之,一變從古者甚眾,皆先生倡之。”張載有意嘗試將詩歌創作融入“禮教”的社會體制,成為理學教化實踐的一部分。《有喪》將對喪禮的思考和態度變成詩歌內容,即是這種嘗試的結果。

  張載在進行本體、心性理論的艱苦探索時,始終措意于現實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問題,將學術理論研究與經世事業緊密結合。其《送蘇修撰赴闕四首》有著明晰的求實“致實”的政治目標,提出了“為生民立命”的要求,其一云:“秦弊于今未息肩,高蕭從此法相沿。生無定業田疆壞,赤子存亡任自然。”其二云:“道大寧容小不同,顓愚何敢與機通。井疆師律三王事,請議成功器業中。”其中包含著“封建”和“井田”的制度設計。他在《經學理窟·周禮》中說:“今以天下之土棋畫分布,人受一方,養民之本也。”

  張載《八翁吟十首》分別吟詠傅說、呂尚、周公、孔子、老子、莊子、釋迦牟尼及諸葛亮等“八奇翁”。他自言其《八翁吟》十詩之作“止是欲驗天心于語默間耳”(見《程氏遺書》卷十)。《八翁吟十首》其五對古代圣賢充滿溫情與敬意,對繼承圣賢事業充滿使命感:“龜山山下感麟翁,麟翁知己幾時逢?自從顏孟希蹤后,幾人今日更希蹤。”張載以顏回、孟子的繼承者自命,愿意希蹤顏孟,做孔子的知己。《八翁吟》其八詠釋迦牟尼說:“一身無礙竺乾翁,遍圓身世戒身同。船師從我乘桴去,頑空中與指真空。”這反映出張載對佛教的看法,即釋氏以有為無,以心法起滅天地,可謂不知天命。

  由于張載長期刻苦精思,養成了嚴肅深沉的氣象,情趣化的詩性性情較之邵雍、周敦頤及程顥都要淡薄,不過其嚴肅中仍有溫潤。《題北村六首》書寫鄉間樸素而清苦的生活,反映出一代儒宗忘懷榮利、恬于進取的沖淡襟懷。《題北村六首》其三云:“負郭吾廬二頃田,面山臨水跨通川。”其六云:“渭南涇北已三遷,水旱縱橫數頃田。四十二年居陜右,老年生計似初年。”這都是寫實的文字。呂大臨《橫渠先生行狀》曰:“橫渠至僻陋,有田數百畝以供歲計,約而能足,人不堪其憂,而先生處之益安。”

  詩歌創作與詩人的生活環境、生活實踐關系甚大。張載是典型的關中人,勤勉、認真和堅韌達到了寡情的程度。長期盡心竭力、專心致志從事于艱苦的思想探索,或多或少地壓抑了張載的審美情趣,理性精神的自律也在一定程度上封閉了他的詩歌與自然美、感性生活和社會現實之間的聯系,屏蔽了日常的感覺、歡樂與痛苦。而且,張載具有重理輕文的文學觀念,他在《經學理窟》中說:“圣人文章無定體,《詩》《書》《易》《禮》《春秋》,只隨義理如此而言。”這基本上是一種辭達而已的態度。這就使他的詩歌創作整體上成為無美的審美。張載詩歌以理性為本位,反映了他以學術為中心的基本生存體驗。與邵雍相比,張載詩歌缺乏幽默感和快樂感;與程顥相比,張載詩歌缺乏輕松的愉悅感;與佛禪哲理詩相比,張載詩歌缺乏超越性。從傳統古典詩美的角度看,理學的詩學體制帶來了負面的影響,即詩與學術過度糾纏,詩美被關進了理性的樊籠,“理”的領域吞沒了“情”的領域。缺少來自生活的詩意的滋潤,造成張載詩歌在詩美和學術間的偏枯。其存在的歷史合法性在于從宋代學術轉型的機遇中為哲理詩爭取了更大的空間,使理學的詩歌表達在理學詩中蔚為大觀。

  (作者:王利民 江梅玲,分別系黃岡師范學院文學院特聘教授、贛南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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