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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孫國峰:現代貨幣理論的邏輯缺陷
2019年08月11日 10:40 來源:《中國金融》2019年第15期 作者:孫國峰 字號

內容摘要:從貨幣創造與運行的本質來看,現代貨幣理論存在諸多邏輯缺陷,主要集中在貨幣的創造主體、創造層次、創造制度三個方面。

關鍵詞:

作者簡介:

  【原文標題】對“現代貨幣理論”的批判

  【作者簡介】孫國峰,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司長

 

  “現代貨幣理論”大致誕生于20世紀90年代,其理論淵源最早可以追溯至一百多年前。主要的研究者包括美國康涅狄格大學的莫斯勒、巴德學院的雷、密蘇里大學堪薩斯分校的凱爾頓和福斯塔特,以及澳大利亞紐卡斯爾大學的米歇爾和沃茨等。他們繼承并擴展了Georg F. Knapp的國家貨幣理論、A. Mitchell Innes的內生貨幣理論、Abba Lerner的功能性財政、Hyman Minsky的金融不穩定假說和Wynne Godley的部門平衡等經濟學理論。其基本觀點與政策主張如下:首先,現代貨幣理論所強調的“現代貨幣”體系實際上是一種政府信用貨幣體系。其次,現代貨幣理論認為主權貨幣具有無限法償,沒有名義預算約束,只存在通脹的實際約束。再次,現代貨幣理論主張功能性財政,即應由財政代替央行承擔實現充分就業和穩定通脹的職能。現代貨幣理論的邏輯缺陷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貨幣創造主體之爭:財政主導與金融主導

  貨幣創造歷史演進的主要脈絡是:私人信用貨幣—政府信用貨幣—銀行信用貨幣。在此過程中,貨幣創造的主體由私人轉變為政府,進一步過渡為銀行。很顯然,現代貨幣理論實際上不是“現代”的貨幣理論,而是“古代”的貨幣理論。它違背了貨幣演進的歷史規律,忽略了當今銀行信用貨幣制度下銀行作為貨幣創造中樞的核心作用,與現代經濟金融的運行現實相悖,本質上是一種倒退。

  現代貨幣理論認為貨幣創造的主體為政府,是一種由央行直接購買政府債務來供給貨幣的財政主導模式。這種“教科書”式的“鑄幣稅”過程,勢必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央行直接創造信用貨幣擴大了流通貨幣總量,政府獲得了全部流通貨幣增量,而該貨幣增量并未對應任何實際經濟資源,同時,私人部門流通貨幣總量保持不變。如果政府和私人部門通過名義貨幣交換實際經濟資源,政府擁有的流通貨幣增量將稀釋流通貨幣對應實際經濟資源的數量,又由于政府獨占該增量,相當于政府通過多發貨幣,把私人部門的資源據為己有,會造成“鑄幣稅”的事實。其中,流通貨幣對應實際經濟資源數量的倒數便是整體價格水平,由于前者遭受稀釋,后者必然上升。因此,該機制存在本身就會導致通脹預期脫錨,造成嚴重的高通脹。在此前提下,政府控制支出多少,或者主觀上抑制企業提價行為,不能解決“鑄幣稅”的本質矛盾。現代貨幣理論開出的“增加稅收”的藥方更是適得其反,因為,私人部門的實際經濟資源已經被“鑄幣稅”隱性地轉移了一次,現在又要遭受顯性稅收的二次剝削,這只能使得私人部門的實際經濟資源相對名義貨幣更加稀缺,帶來幅度更大、范圍更廣的恐慌性價格上升。

  實際上,現代貨幣體系是銀行信用貨幣體系,而非“現代貨幣理論”所倡導的政府信用貨幣體系,是一種由銀行信用擴張創造貨幣的金融主導模式。政府僅對其提供間接的支持,體現為政府設立中央銀行,中央銀行為銀行提供基礎貨幣。工業革命導致生產規模快速擴張,貨幣的需求不再是自上而下由稅收驅動,而是自下而上由生產驅動,交易、貯藏、支付和清算等構成了貨幣需求的主體,納稅僅占其中一小部分,政府信用創造與生產脫節,難以滿足經濟活動的需求。銀行可以通過貸款創造存款貨幣組織當下生產。在銀行信用貨幣制度下,貸款先行,企業獲得貸款后購買商品與勞務組織生產,企業存款轉移給個人,個人再購買企業生產的商品,推動貨幣流通與運行,這期間政府也允許企業和個人用銀行的存款貨幣交稅。因此,銀行的貨幣創造逐漸成為了最主要的貨幣投放方式,現代貨幣體系逐漸過渡為金融主導。

  貨幣創造層次之辨:基礎貨幣與存款貨幣

  現代貨幣理論由中央銀行直接創造信用貨幣來購買政府債券創造貨幣的主張實際上混淆了銀行信用貨幣制度下貨幣創造的層次。貸款創造存款理論(Loan Creates Deposit,LCD)提出了銀行信用貨幣制度下的信用貨幣金字塔(見圖1)。

  在銀行信用貨幣制度下,貨幣分為基礎貨幣與存款貨幣兩個不同層次。基礎貨幣由中央銀行創造,銀行之間可以在銀行間市場交易基礎貨幣,而個人和企業所持有的存款貨幣則只能由銀行創造,企業和個人可以通過直接融資或購買商品勞務交易存款貨幣,或者將存款貨幣置換為現金。不同層次的貨幣不能混為一談,中央銀行的基礎貨幣創造行為對銀行的貨幣創造行為形成支持和制約,但不能替代銀行的貨幣創造行為。

  現代貨幣理論錯誤地將存款貨幣和基礎貨幣視為并列平行關系,在此基礎上的存量—流量分析方法只看到了國民經濟核算賬面上的平衡,而忽略了貨幣創造的內在機制與動態過程。一方面,作為貨幣創造主體的銀行與其他會計主體的會計記賬存在本質區別,銀行資產負債表的特征是資產創造負債,其他經濟主體資產負債表的特征是負債創造資產;另一方面,中央銀行發行的基礎貨幣和銀行創造的信用貨幣是相互獨立的。因此,不能將銀行的資產負債表與其他經濟主體的資產負債表簡單加總以求平衡。現代貨幣理論據此得出在國際收支平衡的前提下,政府部門赤字等于私人部門盈余的結論勢必是錯誤的。應當注意,對銀行和中央銀行要采用資產負債表的方法來分析,而對居民、企業和政府則要采用收入支出表的方法來分析,只有這樣才能正確刻畫動態的貨幣—經濟運行機制。

  貨幣創造制度之弈:政府壟斷與公私合營

  宏觀經濟學中的一個經久不衰的話題即如何處理市場與政府的關系。從貨幣創造制度來看,現代貨幣理論主張一種由政府壟斷的貨幣創造制度。

  一方面,壟斷貨幣下的隱性剝削勢必推動貨幣體系走向滅亡。政府壟斷不利于發揮市場在優化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容易出現大量金融資源被國有部門占用的情況,加劇了資源錯配。而貨幣作為一種特殊的金融資源,其配置效率不僅僅取決于它的名義價值,也取決于它的實際價值。政府通過“鑄幣稅”過程將實際經濟資源轉移給自身或國有部門,獲得了實際上的盈余與名義上的赤字,而私人部門卻獲得了名義盈余和實際損失,產生了一種掩蓋在部門名義均衡之下的隱性剝削。由于現代貨幣理論主張的政府可以通過央行印鈔還債,隨著政府債務上限的不斷拓展,私人部門的盈余將逐漸成為沒有任何實際購買力的“數字串”。一旦所有私人部門參與者看穿了剝削的實質,“現代貨幣理論”所構造的主權貨幣體系將全面破產。

  另一方面,壟斷貨幣下的福利陷阱存在民粹主義風險。在選票政治的推動下,貨幣體系容易被政治博弈裹挾,政府壟斷的貨幣支出更青睞于大規模的經濟刺激政策或高福利支出,短期內可以提高政績、迎合民意,長期卻容易陷入高福利陷阱,損害國家和民眾的根本利益和長遠發展,滋生與助推民粹主義。

  而在貸款創造存款理論看來,現代銀行信用制度更接近于一種“公私合營”的制度安排。作為貨幣創造的核心中樞,銀行具有雙重身份——不僅是以盈利為目的的企業,也承擔著一些非常重要的公共職能,比如為社會提供作為公共品的貨幣、交易賬戶、運營支付系統和宏觀政策傳導渠道,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準公共事業”的屬性并據此享有政府隱性擔保。因此,在現代銀行信用制度下,銀行作為經營性企業,可以依據市場化原則配置信貸資源,而政府則負責從公共利益出發對此提供支持與約束。在這種“公私合營”的貨幣創造制度下,貨幣有著嚴格的層次之分,即公共部門創造的貨幣為基礎貨幣,銀行創造的貨幣為存款貨幣,存款貨幣需要以基礎貨幣為支撐。政府發行債務大都由投資者以存量貨幣進行購買,投資者和政府完成了短期資金和長期債券的置換,對應到實體資源配置方面,投資者和政府在近期和遠期支出上進行了對等的取舍。此時名義金融資產和實體經濟資源發生了總量不變的結構調整,并且該調整在當時市場條件下保證了名義和實際變量的對應關系,從而對整體價格水平幾乎不產生影響。

  風口浪尖的“現代貨幣理論”看似是新的理論體系,實際是歷史上早已有之的將財政金融混同的錯誤思想,是貨幣發展史上惡性通貨膨脹的重要理論來源。表面上,它與主要發達經濟體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實踐相關,而且還借鑒了通脹和就業的雙目標框架以及“貸款創造存款理論”(LCD)。然而,本質上,它是政府透支、央行埋單的“鑄幣稅”安排,將沖擊總體價格體系,扭曲經濟主體的決策,對實現經濟金融穩定的目標南轅北轍。

作者簡介

姓名:孫國峰 工作單位:中國人民銀行

職務:貨幣政策司司長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文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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