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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風:刑事缺席審判與特別沒收程序關系辨析
2019年08月23日 09:07 來源:《法律適用》(京)2018年第23期 作者:黃風 字號
關鍵詞:刑事缺席審判/特別沒收程序/追逃追贓/國際刑事合作

內容摘要:

關鍵詞:刑事缺席審判/特別沒收程序/追逃追贓/國際刑事合作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刑事缺席審判和特別沒收程序在某些情況下是難以兼容的,需要保持各自的獨立性。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境外的狀態尚未確定,外逃人員處于或可能進入引渡或遣返審查程序,向境外被告人送達訴訟文書或與之聯系遇到障礙,涉案財產已被轉移到境外并且需要借助國際合作加以追繳,或者缺席審判進程可能曠日持久并且涉案財物不宜長期封存或扣押時,應當站在國際刑事合作和有效行使司法權的高度,權衡利弊得失,作出合情、合理、合法的選擇與安排,先行或者獨自采用特別沒收程序,擠壓外逃人員在境外的生存空間,并以此營造國際刑事合作的氛圍和契機。  

  關 鍵 詞:刑事缺席審判/特別沒收程序/追逃追贓/國際刑事合作

  作者簡介:黃風,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通過的《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引入了針對境外人員的缺席審判程序,這一程序的引入將對現行的逃匿、死亡案件違法所得沒收程序(以下簡稱“特別沒收程序”)的適用提出新問題。這兩種程序在有的情況下是相互兼容的,但在有些情況下則難以兼容并且需要保持各自的獨立性。在刑事缺席審判制度引入后,我國辦案機關應當清醒地認識上述兩種特別程序的不同性質和適用條件,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認真從法律上和效果上分析采用相關程序的利弊得失,進行合法合理的選擇和搭配,趨利避害,尋求境外追逃追贓的最佳結果。

  一、均針對逃匿案件卻具不同法律性質和適用條件

  根據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第298條的規定,“對于貪污賄賂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緝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即可提起特別沒收程序。根據新《刑事訴訟法》第291條的規定,“對于貪污賄賂犯罪案件,以及需要及時進行審判,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的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境外”,可以采用缺席審判程序。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憲法和法律委員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修改情況的匯報確認:“建立缺席審判制度是從反腐敗追逃追贓角度提出的”。①由此看來,這兩個特別程序在立法目的上是基本一致的,并且主要指向相似的訴訟對象,從一定程度上講,都是出于逃匿案件追逃追贓的需要而提出和創設的。但是,這兩種特別程序有著各自特殊的法律性質。

  特別沒收程序所要解決的是財物問題,雖然它被設置在刑事訴訟中,卻不涉及被告人刑事責任的認定,僅僅審查申請沒收的財產是否屬于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產;②它的訴訟當事人,除提出沒收申請的檢察機關外,主要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親屬和其他利害關系人。顯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違法所得沒收程序應當理解為一種特殊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而且是一種典型的“對物(in rem)”民事訴訟,遵循的是民事訴訟的舉證規則和證明標準,在這種訴訟中,法院甚至可以在沒有任何人參與的情況下根據檢察機關的沒收申請及其支持該申請的證據材料做出沒收裁決,就像在“認定財產無主案件”民事訴訟特別程序中法院可以在“無人認領”情況下判決財產無主一樣。③

  刑事缺席判決程序所要解決的則是被告人的刑事責任問題,盡管也可能有附帶民事問題需審理,但仍是一種純粹的刑事訴訟程序。被告人雖然在審判中缺席,但同樣是訴訟活動的主角,他在訴訟程序中以特殊方式的參與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在審理定罪量刑問題時,法院應當遵守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各項基本原則,確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各項訴訟權利的行使,并且嚴格遵守刑事訴訟的舉證規則和證明標準,以證據確實、充分并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作為定罪量刑的條件。因而,相對于特別沒收程序,刑事缺席審判是一種更加復雜、困難、法律要求更為嚴格的訴訟程序。

  在適用條件方面,刑事缺席審判程序和特別沒收程序也存在著差別,盡管都針對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逃案件。特別沒收程序所講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是一個比較寬泛的概念,它不區分逃匿境外還是逃匿境內,那些受到公安機關發布的國內通緝令通緝的在逃人員也可認為處于該特別程序適用所要求的“逃匿”狀態。然而,適用刑事缺席審判程序所要求的逃匿狀態則比較狹窄,僅限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境外”的情況,這里所說的“在境外”既指藏匿境外,也包括在境外有著公開、合法居所的情況,但排除在境內逃匿的情況,因而,如果沒有確切的證據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際處于我國領域之外,則不能對該人提起刑事缺席審判程序。

  此外,由于特別沒收程序也適用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案件,因而,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生死不明、杳無下落時,只要法定通緝期限屆滿,也可以采用特別沒收程序追繳相關資產,對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適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違法所得沒收程序若干問題的規定》第3條第二款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滿二年,或者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經有關機關證明其不可能生存的,依照前款規定處理。”然而,刑事缺席審判則不能適用于上述“失蹤”情況,不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境外死亡的,不能針對死者進行缺席審判,而且,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潛逃境外后的一定時期內生死不明、杳無下落,也因不能準確認定其是否仍處于“在境外”狀態并無法向其通知和送達相關的訴訟文書及信息而不符合提起缺席審判的法定條件。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違法所得沒收程序是《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所特別倡導的一種追贓手段,該公約第五編“資產的追回”第54條第一款特別要求各締約國均應當根據其本國法律,“考慮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便在因為犯罪人死亡、潛逃或者缺席而無法對其起訴的情形或者其他有關情形下,能夠不經過刑事定罪而沒收這類財產。”因此,我國現行的特別沒收程序有著堅實的國際法基礎,可以獲得各國資產追回及相關國際合作法制的普遍認可。有觀點認為:《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第54條的上述表述意味著要求各國法制引入對外逃人員的刑事缺席審判制度,④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和沒有根據的,《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第54條所講的在死亡、潛逃或者缺席情況下的法律程序僅僅是一種“對物之訴”,不涉及定罪量刑的刑事審判,該公約明確將此做法稱為“不經過刑事定罪而沒收這類財產”。實際上,刑事缺席審判制度由于涉及對刑事訴訟被告人最低權利保障問題,并沒有得到多數國家法制的認可,尤其是在各國開展的引渡合作中,通過缺席審判獲得的判決一般都會被謹慎對待,甚至受到排斥。聯合國《引渡示范條約》第3條(g)項將“請求國的判決系缺席判決,被定罪的人未獲有審判的充分通知,也沒有機會安排辯護,沒有機會或將不會有機會在其本人出庭的情況下使該案獲得重審”確定為“拒絕引渡之強制理由”。⑤這是在特別沒收程序和刑事缺席審判這二者關系問題上應當特別注意的一個問題。

作者簡介

姓名:黃風 工作單位:北京師范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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